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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报》2017年第4期目录及摘要

2019-12-01 18:22

成都平原小型青铜兵器研究
代丽鹃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成都  610064)
 

2013年至2014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新疆考古队对新疆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吉尔赞喀勒墓地进行考古发掘,发掘者根据出土文物和考古遗址的一些特征,认定该遗址属于“拜火教”遗址,年代约为距今2500年。 根据发掘者随后发表的考古报告和相关文章提供的资料,特别是该遗址出土的古代珠子等资料透露的信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工作队:新疆塔什库尔干吉尔赞喀勒墓地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5年第2期;巫新华:2013年新疆塔什库尔干吉尔赞喀勒墓地的考古发掘,《西域研究》2014年第一期;巫新华:丝路考古新发现--新疆有望成为世界拜火教起源地之一,《新疆人文地理》2014年第11期),笔者认为发掘者对该遗址的年代判定以及遗址的文化归属判断都存在疑问。如未就其细节进行深入的比对研究而匆忙下结论,或做过度解读,很容易产生误导。 笔者就考古发掘报告及发掘者其他文章展示的资料和相关结论,提出一些观点,供大家参考。文中所涉及该遗址考古发掘图片,都来自以上考古报告和相关文章。图片 1图一吉尔赞喀勒墓地示意图(图引自巫新华:2013年新疆塔什库尔干吉尔赞喀勒墓地的考古发掘,《西域研究》2014年第1期)(注:该地图有误,地图中墓地遗址向西的边境以外区域应为塔吉克斯坦共和国,而不是阿富汗。) 为便于理解,先简要介绍考古发掘的情况。 发掘地点: 吉尔赞喀勒墓地(又称“曲曼墓地”),距离塔什库尔干县城10公里。 墓地情况: 墓地临河、环山,分A、B、C区,A区和B区共41座墓葬,A区7座,B区34座。A区和B区,除墓葬外区域均大面积铺就长方形黑白色石条图案,使用的是黑白色鹅卵石。C区表面没有黑白石条,墓葬情况不详。A区和B区均为竖穴墓。图片 2图二吉尔赞喀勒墓地地形图(图引自中国社会科学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工作队:新疆塔什库尔干吉尔赞喀勒墓地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5年第2期)图片 3图三 吉尔赞喀勒墓地平面示意图(图引自巫新华:2013年新疆塔什库尔干吉尔赞喀勒墓地的考古发掘,《西域研究》2014年第1期) 墓葬发掘情况: 2013年和2014年进行了两期发掘,发掘墓葬39座。 考古发掘报告中显示2013年发掘10座墓葬,A区3座(编号M1、M2、M4),B区7座(编号M10、M11、M12、M13、M14、M15、M24)。发掘出土石器45件,包括玛瑙珠、蚀花黑白珠、蚀花红玉髓珠等。还出土琉璃珠20余件。图片 4图四 墓葬出土文物1.M1出土的料珠(由左向右:1.玛瑙珠;2.3.蜻蜓眼;4.琉璃珠);2.M2出土的料珠(由左向右:1.玛瑙珠;2.琉璃珠);3.M11出土的料珠(由左向右,由上至下:1.2.3.4.5玛瑙珠;6.天珠);4.M24出土的料珠(由左向右,由上至下:1.2.琉璃珠;3.4.5.玛瑙珠);5.M14出土的料珠(由左向右,由上至下:1.琉璃珠;2.3.4.5.6.7.玛瑙珠);6.M24出土的陶器; 7.M14出土的陶器(图引自巫新华:2013年新疆塔什库尔干吉尔赞喀勒墓地的考古发掘,《西域研究》2014年第1期) 发掘者2014年的文章中出现了新增加的发掘物,可能出自2014年的第二期发掘,包括3颗五线黑白蚀花珠、1颗麻花绞丝缠绕太阳纹点缀的琉璃珠。黑白蚀花珠出自B区M32墓葬,琉璃珠出自C区M48号墓葬。图片 5图五 B区M32出土的黑白蚀花珠(图引自巫新华:丝路考古新发现新疆有望成为世界拜火教起源地之一,《新疆人文地理》2014年第11期)图片 6图六 C区M48出土的麻花绞丝缠绕太阳纹琉璃珠(图引自巫新华:丝路考古新发现新疆有望成为世界拜火教起源地之一,《新疆人文地理》2014年第11期) 据笔者所知,墓葬还出土1枚黑白蚀花的板眼珠,与珠子博物馆收藏的黑白蚀花板眼珠属一个类型。曲曼墓地2014年发掘的情况,未见简报,可能还有其它珠饰。图片 7图七 珠子博物馆收藏的板形圈纹黑白蚀花珠 2015年的发掘报告出现更多珠子的信息。图片 8图八 B区M32出土的黑白蚀花珠(图引自巫新华:浅析新疆吉尔赞喀勒墓群出土蚀花红玉髓珠、天珠的制作工艺与次生变化,《四川文物》2016年第3期) 墓葬分析: B区M11、M12、M15墓葬出土木制带耳火盆,火盆中部带圆形空穴,有约1厘米碳化层,报告表明M12出土的火盆中有15枚石子,有过火痕迹。图片 9图九 墓葬中出土的木制火盆和其他文物(图引自巫新华:2013年新疆塔什库尔干吉尔赞喀勒墓地的考古发掘,《西域研究》2014年第1期) 发掘者认为是将石子烧红后放入火盆,将燃烧火盆放入墓穴,由于被填土掩埋而熄灭,因而造成1厘米的碳化层。发掘者还认为这是“明火入葬火坛”,而且火盆中15枚石子与“琐罗亚斯德教圣书《阿维斯塔》的记载相符合”。 异议一: 笔者认为不妥。从M12木制火盆图片可见,木制火盆的中空部分大于15枚石子的集合很多,烧红的石子不会对木盆内部造成整体的碳化层。(需要注意的是M15出土的木制火盆里只有8枚石子。所以木制火盆中石子的数量可能是随机的,随木盆中空大小而定。)据相关文章记载(王瑟:帕米尔高原拜火教遗址新发现—拜火教只存在于当地人群中,《光明日报》2016年12月21日05版;中国社会科学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工作队:新疆塔什库尔干吉尔赞喀勒墓地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5年第2期),整个墓地发现了12个木制火盆,存在于11座墓葬中,但有关其他木制火盆及其中石子情况,并未在其他文章中进行说明。 学术界基本的共识表明,琐罗亚斯德教初创于约公元前11世纪,圣书《阿维斯塔》最古老的部分《伽萨》约形成于公元前11世纪的伊朗东部(从语言学和《伽萨》描绘的区域地貌等,对此有专门的学术研究);圣书的其他部分出自后世祭师之手,虽然也产生在伊朗东部,但用语与《伽萨》语言有明显不同。有学者认为两者间相隔约两、三百年。也就是说《阿维斯塔》中除《伽萨》外约形成于公元前8世纪,最迟在米底帝国(公元前672年-前550年)之前。由于原书早已失散,有关圣书《阿维斯塔》产生的历史,还需更多的研究佐证。 琐罗亚斯德教奉行七位一体的善神崇拜,即善界神主阿胡拉马兹达与代表神主阿胡拉马兹达德行的六大天神的崇拜。 六大天神分别是: 代表阿胡拉马兹达智慧和善良的动物神—沃胡马纳 代表阿胡拉马兹达至诚和圣洁的火神—阿沙•瓦希什塔 代表阿胡拉马兹达威严和仁政的金属神—赫沙特拉•瓦伊里亚 代表阿胡拉马兹达谦恭和慈爱的土地女神—斯彭达•阿尔迈迪 代表阿胡拉马兹达完美和健康的江河女神—胡尔瓦塔特 代表阿胡拉马兹达永恒和不朽的植物女神—阿梅雷塔特(《阿维斯塔》-琐罗亚斯德教圣书,贾利尔•杜斯特哈赫选编,元文祺译,2005) 六大天神之一的火神阿沙,代表阿胡拉马兹达的至诚和圣洁,琐罗亚斯德教的圣火又同宗教的祭礼有关。对火的祭拜,就是对神主的至诚,教徒的基本守则,就是保证圣火的圣洁,所以琐罗亚斯德教以崇拜圣火而闻名于世。但是称之为“拜火教”却是对琐罗亚斯德教的误读,其崇尚的是神主阿胡拉马兹达,拜火仪式只是其宗教礼仪之一,如同我们不能把做礼拜和祈祷的宗教称为礼拜教或祈祷教一样。 圣火之神阿扎尔被尊奉为阿胡拉马兹达之子,所以琐罗亚斯德教的圣火对于琐罗亚斯德教教徒而言,具有无比尊贵的地位,燃烧的圣火和火坛需要小心看护,是不允许随便熄灭的,祭师祭火的时候都要带上口罩。图片 10图十 大英博物馆藏阿姆河宝藏金片(手持点火棍参加琐罗亚斯德教祭祀活动的可能是一位祭师) 所以说把代表阿胡拉马兹达纯洁的神圣火坛,且是燃烧的圣火入葬并浇灭,是完全违背琐罗亚斯德教根本教义的。而把M11、M12、M15墓葬出土木制带耳火盆当作琐罗亚斯德教神圣的火坛是讲不通的。 把M12木盆中的石子数目与月数之半相关,视为明暗周期,过于牵强附会。前边已经说过琐罗亚斯德教尊崇七位一体的善界神主,神主的对头是代表黑暗和邪恶的恶魔阿赫里曼,琐罗亚斯德教教育人们向往善、向往光明,自然不会自己做出份黑暗来。将墓地黑白条纹石条解释为象征明暗光线,并与琐罗亚斯德教关联,缺乏证据支持。在琐罗亚斯德教盛行千年的伊朗和印度西部,并未听闻此类葬俗。在琐罗亚斯德教的任何一部经典中,都没有如此描述。 几乎所有的宗教都会设计与数字有关的意义,所有数字都可能被附会。木盆盛石子置于墓中,可能是此墓地群族的某种葬俗。 A区和B区的M1和M12墓葬出土的人头骨颅腔内发现大量蝇蛆壳。发掘者认为是尸体曾短时间暴露在地表,这种处理尸体的方式与琐罗亚斯德教葬俗有关。图片 11图十一 B区M11墓底平面图(图引自中国社会科学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工作队:新疆塔什库尔干吉尔赞喀勒墓地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5年第2期)图片 12图十二 B区M12墓底平面图(图引自巫新华:2013年新疆塔什库尔干吉尔赞喀勒墓地的考古发掘,《西域研究》2014年第1期)图片 13图十三 M14墓室平面图、剖视图(图引自中国社会科学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工作队:新疆塔什库尔干吉尔赞喀勒墓地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5年第2期) 异议二: 笔者以为理由不充分。琐罗亚斯德教葬俗中,尸体至少要搁置两年以上,由狗和鹰禽食肉,再拾骨入葬,避免污染大地。 代表阿胡拉马兹达谦恭和慈爱的土地女神-斯彭达•阿尔迈迪,又被尊奉为神主阿胡拉马兹达的女儿。所以琐罗亚斯德教教徒拾骨入葬,还要置于瓮棺中,不接触地面,如阿契美尼德帝国开创者居鲁士大帝的高台陵墓。 从墓地发掘报告中的墓底平面图可见入葬的尸骨都没有瓮棺,而是直接接触大地。另外,从玛瑙和琉璃珠饰的出土位置可知,很多珠饰都还保持尸骨的脖子或手腕等位置,明显是最初佩戴的地方(图十一、图十二、图十三)。图片 14图十四 琐罗亚斯德教教徒入葬陶棺(笔者摄于大英博物馆)图片 15图十五 居鲁士大帝的陵墓(图引自《Forgotten Empire The World of Ancient Persia》,Edited by John Curtis and Nigel Tallis,2005) 发掘者从2013年发掘的10座墓葬中提取人骨、木质作为年代分析样本,在美国贝塔实验室分析得到16个数据,在《西域研究》2014年第1期的文章《2013新疆塔什库尔干吉尔赞喀了墓地的考古发掘》中对该墓地的断年为距今2500年左右;在《考古学报》2015年第二期的《新疆塔什库尔干吉尔赞喀勒墓地发掘报告》中对该墓地的测年结果为距今2400-2600年,并给出测年数据。 异议三: 这个年代区间与近东地区的年代比对,相当于米底帝国中后期至阿契美尼德帝国阿尔塔薛瑟斯二世统治时期,在米底帝国时期琐罗亚斯德教已经形成非常成熟的宗教体系,琐罗亚斯德教圣书《阿维斯塔》已经诞生。公元前522年至公元前486年的大流士大帝统治时期,琐罗亚斯德教被尊为国教,所以并非发掘者所说的琐罗亚斯德教的早期。图片 16图十六 吉尔赞喀勒遗址测年数据(图引自中国社会科学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工作队:新疆塔什库尔干吉尔赞喀勒墓地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5年第2期) 发掘者2014年有关曲曼墓地的文章中(巫新华:丝路考古新发现新疆有望成为世界拜火教起源地之一,《新疆人文地理》2014年第11期)出现了一枚麻花太阳纹琉璃珠。从发掘者的文章看,C区发掘于2014年,这枚琉璃珠出土于M48。发掘者认为C区虽然没有黑白石条纹,“墓葬发掘中多项线索表明它可能是早期拜火教信徒的天葬台”。文章中并没有给出这“多项线索”,而发掘者构想的“早期拜火教信徒的天葬台”没有支撑内容,便抛出一个爆炸性的,包含年代、文化归属和功能性的判断结论,学术上不严谨,结论也不具有说服力。 目前来自C区唯一的一个线索就是这颗麻花太阳纹琉璃珠,这颗琉璃珠却提供了远超过一个珠子本身的信息。 这让我们想起中国考古事业的奠基人和前社科院副院长夏鼐先生。夏鼐先生博士就读于英国伦敦大学考古专业,博士论文是《古代埃及的珠子》。夏鼐先生是中国研究珠子的先驱,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研究珠子,1974年还在《考古》上发表蚀花红玉髓珠的研究文章。夏鼐先生在他的博士论文开篇写道“The importance of beads as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arises from their being so common and at the same time so multifarious as to make them especially useful for dating”(“珠子作为考古物证的重要性源自于它们存在的普遍性和形式的同样化,所以珠子对于考古断代特别有用”)(Ancient Egyptian Beads,夏鼐,2014) 曲曼墓地C区的这枚琉璃珠上的太阳纹是通过琉璃棍组合工艺(Cane Technique)制作的,这种技艺为代表的琉璃马赛克技术出现于公元前1世纪左右。而太阳纹的纹饰到公元4世纪左右才出现,而麻花太阳纹琉璃珠子要到公元7世纪,即约伊斯兰时代才开始出现(图十七、图十八、图十九),据此推断曲曼墓地这枚麻花太阳纹琉璃珠的年代约为公元7世纪至11世纪,而曲曼墓地M48或曲曼墓地C区的年代应该不晚于公元7世纪,很有可能是伊斯兰时期的墓葬或墓葬群,而非发掘者所说“墓葬发掘中多项线索表明它可能是早期拜火教信徒的天葬台”。建议对曲曼墓地C区进行取样测年,并在考古报告中明确距今2400-2600年的测年结果暂时只适用于A区和B区。图片 17图十七 美国珠子博物馆收藏约公元9世纪麻花太阳纹琉璃珠(图引自《A Bead Timeline》,James W. Lankton, 2003)图片 18图十八 美国康宁玻璃博物馆公元8世纪-11世纪的珠子(图引自《Glass Beads》Selections from The Corning Museum of Glass, Adrienne V. Gennett,2013)图片 19图十九 北京珠子博物馆展出的公元7--11世纪伊斯兰琉璃珠 另外,发掘者在考古报告中把M11出土的蚀花黑白珠称为“天珠”,也是非常不合适的,发掘者显然对“天珠”一词在坊间的来历不甚了解。用“天珠”称呼某些特殊的黑白蚀花珠大约始于八、九十年代的台湾,是台湾买卖珠子的商家为让这类珠子更容易让客户接受而创造的商业名称,长久以来藏族同胞对这类珠子有其他的称呼,gZi或dZi,主要包括坊间所称的“至纯天珠”和“措思天珠”两种。所以“天珠”是个坊间概念,更偏民俗,其内涵和外延不完全确定,尚不易给出科学定义,容易产生争议,不适合用于考古报告这类需要指代明确意义的文章。并不是所有黑白蚀花珠都可以称为“天珠”,只有与图二十和图二十一类似的黑白蚀花珠,才被坊间称为“天珠”,图二十二、图二十三和图二十四的黑白蚀花珠在坊间并不被称为“天珠”。 所以在正式的考古发掘报告和相关文章中,引用一个民俗概念来指称甚至在坊间都不能成立的称呼,是不严谨、不科学和不合适的。图片 20图二十 北京珠子博物馆藏九眼“至纯天珠”图片 21图二十一 北京珠子博物馆藏“措思天珠”图片 22图二十二云南晋宁石寨山滇文化遗址出土黑白蚀花珠(图引自巫新华:浅析新疆吉尔赞喀勒墓群出土蚀花红玉髓珠、天珠的制作工艺与次生变化,《四川文物》2016年第3期)图片 23图二十三吉尔赞喀勒M11出土的黑白蚀花珠(图引自巫新华:浅析新疆吉尔赞喀勒墓群出土蚀花红玉髓珠、天珠的制作工艺与次生变化,《四川文物》2016年第3期)图片 24图二十四河南晰川下寺春秋墓出土的黑白蚀花珠(图引自巫新华:浅析新疆吉尔赞喀勒墓群出土蚀花红玉髓珠、天珠的制作工艺与次生变化,《四川文物》2016年第3期) 后来发掘者把五线黑白蚀花珠与曲曼墓地的黑白条纹石一起,附会到琐罗亚斯德教的教义,也是非常不妥的(巫新华:论天珠的宗教文化意涵—从帕米尔吉尔赞喀勒墓群出土天珠谈起,《新疆艺术》2017年2期)。有关黑白蚀花珠的民族学研究和图案含义研究,作者可以参考David Ebbinghouse于1982年发表于美国《Ornament》上的文章《西藏的思珠》,在此不再赘述。图片 25图二十五M11出土的蚀花珠(图引自巫新华:2013年新疆塔什库尔干吉尔赞喀勒墓地的考古发掘,《西域研究》2014年第1期)图片 26图二十六 M32出土的蚀花五线黑白珠(图引自巫新华:丝路考古新发现新疆有望成为世界拜火教起源地之一,《新疆人文地理》2014年第11期)图片 27图二十七 M14出土的蚀花红玉髓片珠(图引自巫新华:丝路考古新发现新疆有望成为世界拜火教起源地之一,《新疆人文地理》2014年第11期) 曲曼墓地是近年新疆考古发掘的一个重要收获,出土了很多琉璃珠、蚀花红玉髓珠和黑白蚀花珠(图四、图五、图六、图八、图二十五、图二十六、图二十七),于中国珠子研究者和爱好者也是非常重要的事件,如果能严谨的投入研究,可以为将来的研究者提供非常好的参考。(作者:覃春雷 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 原文发表在“珠饰与文明”微信号,此处经作者修改)

  数十年来,无论政治风云如何变幻,学术思潮如何消长,经济大势如何冲击,功名利禄如何诱惑,《考古学报》都始终坚守其学术立命的根本宗旨,自觉抵御一切不良风气的影响,保持其以唯物史观指导史学研究的正确方向以及严谨求真的纯正学风,体现了中国文化的自信与中国学术的自信,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奠定了其崇高的学术地位,在中外学术界享有良好的声誉。

《考古学报》2017年4期目录

  从1950年10月开始,《考古学报》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77年以后属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编辑。夏鼐先生长期担任该刊主编,凡刊物的办刊方向、学术标准、专业定位、编辑体例、刊名译名,皆出于他的一手规划,并一以贯之于长期的学术实践。之后的历任主编王仲殊、徐苹芳、任式楠、刘庆柱对刊物的发展精心谋划,几代学人为刊物的编办殚精竭虑,确保了《考古学报》始终处于学术的前沿,成为中国考古学最具权威的学术期刊。

盘龙城聚落布局研究
张昌平  孙  卓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武汉  430072)
 

  李济在1936年7月12日撰写的发刊词中规划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方向,他写道:“田野考古工作,本只是史学之一科,在中国,可以说,已经超过了尝试的阶段了。这是一种真正的学术;有它必需的哲学的基础,历史的根据,科学的训练,实际的设备。田野考古者的责任是用自然科学的手段,搜集人类历史材料,整理出来,供给史学家采用,这本是一件分不开的事情;但是有些有所谓具现代组织的国家,却把这门学问强分为两科,考古与历史互不相关;史学仍是政客的工具,考古只能局部的发展:如此与史学绝缘的考古学是不能有多大进步的。这种不自然的分离,我们希望在中国可以免除。”他同时指出:“健全的民族意识,必须建筑在真实可靠的历史上;要建设一部信史,发展考古学是一种必要的初步工作。”这些写于81年前的文字,今日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它确定了中国考古学作为广义历史学学科的研究方向与历史使命。

内蒙古赤峰林西水泉遗址发掘报告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

  《考古学报》所刊发的学术论文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些论文所涉及的都是考古学研究的重大课题,几乎涵盖了考古学研究的所有领域,不仅解决了诸多学术难题,而且引领了考古学研究的方向。正因如此,考古学者也往往把《考古学报》作为刊发自己重要论文的首选刊物。

西汉太一九宫式盘与《灵枢•九宫八风》
“太一日游”章相关问题
杜  锋  张显成
(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重庆  400715)
 

  《考古学报》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

宋代瓷器制造技术的考古学观察
陈朝云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郑州  450001)
 

  《考古学报》刊发了一批重要考古报告,如《洛阳汉魏隋唐城址勘查记》(1955年第1期)、《长安普渡村西周墓的发掘》(1957年第1期)、《唐长安城地基初步探测》(1958年第3期)、《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1978年第1期)、《1978年云梦秦汉墓发掘报告》(1986年第4期)、《春秋钟离君柏墓发掘报告》(2013年第2期)等。

《考古学报》2017年4期内容提要

  《考古学报》历史的回顾

新疆塔什库尔干吉尔赞喀勒墓地2014年发掘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
新疆喀什地区文物局   塔什库尔干县文物管理所
 

      《考古学报》是中国考古学的大型学术期刊,1936年创刊,至今已经历了81年的历史。

  考古学属于人文学科,是通过实物史料重建历史的科学。中国考古学不是也不应该是西方考古学的翻版,其以重建中国古代文明为己任,自应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中国有着至少五千年不曾中断的文明史,有着至少三千年连续系统的文献史,这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中是绝无仅有的,因此,重建中国的古老文明必须运用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与理论方法。事实上,建设有特色的中国考古学,创造考古学的中国学派,始终是《考古学报》追求的根本目标。(执笔:冯时、黄益飞)

  1928年10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了对殷墟的科学发掘,为集中报道殷墟的考古资料,于1929年创办了《殷墟发掘报告》。经过5年的工作,学者逐渐认识到,殷墟的考古工作并不能代表中国考古学的全部,而殷墟问题的解决也不可能仅仅依赖对殷墟一地的发掘,这意味着专为报道安阳考古资料的《安阳发掘报告》已经显现出其不可避免的局限。于是1933年出版的《安阳发掘报告》第四期便成为了一个探索阶段的结穴。

  从《考古学报》第二期(即1947年出版的《中国考古学报》)开始,便确立了同时刊发考古发掘报告和考古研究论文的办刊方式,如今这已成为考古学期刊的办刊范式。《考古学报》刊发的一批又一批重要考古发掘报告和研究论文,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

  《考古学报》与中国考古学相伴成长,《考古学报》的历史几乎就是中国考古学的历史,它的诞生标志着中国考古学早期发展的重要转折,具有里程碑意义。81年的积淀形成了《考古学报》的独特传统,具有如此悠久历史的学术出版物在中国学术界实不多见,因此可以说,《考古学报》已成为中国考古学的财富,同时更是中国学术界的宝贵财富。

  《安阳发掘报告》的停刊必须有相应的出版物来替代,以期实现学者有关中国考古学如何发展的思考。李济设想了三个替代方案:第一,出版《安阳发掘报告》续篇;第二,创办新的期刊;第三,利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发表发掘资料。第一方案与原来的《安阳发掘报告》显然并无本质的改变,而第三方案又与《集刊》专重研究的主旨相冲突,于是一个新的学术出版物——《田野考古报告》应运而生,并于1936年8月出版了第一期,李济任总编辑,傅斯年、董作宾、梁思永、夏鼐、徐中舒等学者参加了创刊号或以后各期的编辑。《田野考古报告》于1947年更名为《中国考古学报》,1953年定名为《考古学报》,至2017年4月已连续出版205期(1960年下半年、1961年、1966—1971年停刊)。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考古学报》编辑部)

  《考古学报》还刊发了一大批重要的学术论文,如陈梦家的《西周铜器断代(一)——(六)》(1955年第1期至1956年第4期)、邹衡的《试论郑州新发现的殷商文化遗址》(1956年第3期)、唐兰的《西周铜器断代中的“康宫”问题》(1962年第1期)、夏鼐的《新疆新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绣》(1963年第1期)、《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1974年第1期)、《从宣化辽墓的星图论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1976年第2期)、郭沫若的《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1972年第1期)、竺可桢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1972年第1期)、宿白的《云冈石窟分期试论》(1978年第1期)、《凉州石窟遗迹和“凉州模式”》(1986年第4期)、张政烺的《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1980年第4期)、田广金等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渊源》(1988年第3期)、乌恩的《论匈奴考古研究中的几个问题》(1990年第4期)、傅熹年的《元大都大内宫殿的复原研究》(1993年第1期)、黄展岳的《汉代诸侯王墓论述》(1998年第1期)、袁靖的《论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1999年第1期)、王巍等的《先周文化的考古学探索》(2000年第3期)、陈星灿等的《中国文明腹地的社会复杂化进程——伊洛河地区的聚落形态研究》(2003年第2期)、刘庆柱的《中国古代都城遗址布局形制的考古发现所反映的社会形态变化研究》(2006年第3期)、高崇文的《试论先秦两汉丧葬礼俗的演变》(2006年第4期)、冯时的《“文邑”考》(2008年第3期)等不一而足。

  《考古学报》与考古学的中国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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