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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考古澳门新葡新京

2019-12-01 18:24

该地区秦汉城址的层级性变化和墓葬发展演变的规律特点应与秦汉一统之后郡县制广泛深入实行、国家形态由邦国向帝国转变的历史变革有关。

刘瑞、李毓芳等介绍了秦汉栎阳城遗址出土墓葬,发表了勘探发现的栎阳城遗址二号古城平面图,该城虽东北被石川河冲毁,但面积仍近9平方千米,仅次于汉长安和洛阳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国家博物馆等单位合作在陕西凤翔雍城西侧血池村揭露了大量的祭祀遗址,根据出土遗物,参考传世文献,该区域当为秦汉时期祭祀天地之畤,是文献中秦国国君、秦始皇及西汉皇帝等亲临主祭的国家大型祭天场所,填补了关中地区秦汉祭天礼仪考古的空白(《中国文物报》12月9日)。

2016年10月28至30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厅、北海市人民政府、中国考古学会主办,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北海市合浦县人民政府、北海市文化新闻出版广电局、中国考古学会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承办的“汉代海上丝绸之路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广西北海市、合浦县隆重举行。 自汉武帝设置合浦郡以来,合浦逐步成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合浦附近发现了城址、墓葬、窑址等大量汉代遗址,其中包括大浪古城、草鞋村遗址,以及风门岭汉墓、母猪岭汉墓、九只岭东汉墓等近万座汉墓群。大浪古城遗址中央有大型夯土基址,城西门外临江处还有码头依存,是一处西汉中期前后的城址。在草鞋村遗址发现窑址、建筑基址、城墙和护城河,年代从西汉早期延续至东汉晚期和三国,很有可能是东汉时期的合浦郡治。合浦汉墓群出土了许多琉璃、琥珀、玛瑙、水晶、肉红石髓、金花球、香料、胡人俑等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输入或是中外文化交流产生的遗物。这些城址、墓葬、手工业作坊及琉璃、琥珀等遗物,对于研究汉代合浦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等具有重要意义。在会前举行的媒体见面会上,会议主办方说明此次会议选址在北海市的主要原因在于北海合浦县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始发港,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同时也为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弘扬“海丝”精神,促进汉代海上丝绸之路考古学研究的深入开展,推动海上丝绸之路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 研讨会开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副所长白云翔研究员主持。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厅副巡视员、广西文物局副局长谢日万,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副局长安文华,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与考古司考古处副处长王铮,北海市委副书记、北海市人民政府市长、党组书记李延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发来书面致辞。参会学者来自比利时、德国、韩国、日本、越南等国家,以及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考古文博机构和相关高等院校,参会人数共计130余人。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103篇,内容包括汉代丝绸之路与边疆考古研究、汉代城市与聚落考古研究、汉代陵墓考古研究,以及汉文化考古研究等诸多方面。光明日报、新华社、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文物报、中新网、中国社会科学网等新闻媒体记者到会采访报道。 开幕式结束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庆柱做了题为《“丝绸之路”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的学术报告,探讨了关于“海丝”的国家决策与行动的问题,并表明海上丝绸之路以商贸为主,是一条和平之路。北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市委宣传部部长朱会东做了题为《“一带一路”构想下北海市海上丝绸之路史迹的保护与管理》的学术报告,介绍了北海在“海丝”史迹保护与管理方面的工作。北海市文物保护与博物馆等相关机构广泛参与考古发掘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北海市政府积极推动北海与“海丝”沿线国家在文化领域开展多方面的交流合作,推进海上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熊昭明做了题为《合浦汉墓出土文物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学术报告,分析了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作用和历史意义,对合浦汉墓及其出土相关文物进行了简要介绍,探讨了合浦地区输出、输入文物与外来因素的影响,并对合浦地区城址及港口位置等重要问题进行了探讨。 2016年10月28日下午、29日全天进行了9场分组发言和讨论。与会代表围绕汉代丝绸之路与边疆考古研究、汉代城市与聚落考古研究、汉代陵墓考古研究,以及汉文化考古研究和国外相关考古研究等议题进行了发言和讨论。 一、汉代丝绸之路与边疆考古研究 汉代海上丝绸之路考古是本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丝绸之路的路线研究是丝绸之路研究课题的基石。丝绸之路的路线可以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又可细化为沙漠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比较引人关注的路线是通过东南亚沿岸诸港口的下南洋之路。徐昭峰结合考古资料与文献记载,对有“北方海上丝绸之路”之称的山东沿海—辽东半岛—朝鲜半岛西海岸—日本列岛这一海上交通道路进行了研究,认为北方海上丝绸之路在距今4000年以远至距今3400年左右的小珠山五期文化至双砣子二期文化时期,发展至第一次高峰期,在晚商两周之际一度沉寂,在战国晚期至秦汉之际再度兴起并成为一条常态化的海上通道。田立坤分析了汉代在辽海地区设置郡县、置戍屯田、修筑长城、移民实边等政策,认为这是汉帝国在战国燕秦开拓东北地区之后,又一次大规模对辽海地区的开发,使辽海地区一度社会安定、城郭相望,经济、文化得到快速发展。其影响的深度、广度都远远超出燕秦时期。高崇文对广西地区先秦至汉代考古学文化变迁与汉代合浦重要的历史地位进行了讨论。王伟昭从历史文献的角度对汉代合浦关的重要意义进行了阐释。陈洪波强调了在汉政府的有意限制下,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规模很小,并未对岭南社会经济文化面貌造成很大影响。然而在汉帝国境内,岭南沿海各郡之间的贸易活动比较繁荣,今天留下的考古遗迹,大多数是海上丝路境内段商贸活动的结果,与远洋贸易关系不大。 郑君雷探讨了连接云贵高原和越南北部的滇越通道的线路问题,认为其主要是依托元江—红河及其主要支流而通行,并称其为“红河交通道”。“红河交通道”在华南战国秦汉时期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意义主要表现在西南夷、骆越、南越和汉人等族群集团社会文化的整合方面,尤其是决定了以红河三角洲为中心的交趾地区战国秦汉时期的社会文化特征,决定了红河三角洲在华南文化史上的历史地位。霍巍根据近年来在西藏西部地区的考古工作新进展,认为这一区域早在汉晋时代就已成为具有较高发展水平的复杂社会。联系北朝和唐代陆上丝路往来官员、高僧的行经路线来考察,西藏西部地区早在汉晋时代就已成为欧亚大陆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与中原汉地和中亚、南亚等区域和国家有着密切的往来,从而完全改写了这一地区过去被视为“高原人类禁区”的陈旧历史面貌,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一带一路”高原线路的认识。仝涛结合历史文献记载,认为近些年来在西藏西部考古发掘中获取的汉晋时期丝绸,可能通过塔克拉玛干地区输入,对于研究丝绸在青藏高原的早期传播是不可多得的重要资料。通过对这些丝绸的分析,可以了解青藏高原在汉晋时期与中原文明接触的途径与方式,以及相互影响的广度与深度。 北部湾地区的众多汉墓及出土的诸多遗物是汉代对外文化交流研究的重要内容。李青会将我国广西合浦、广东广州以及云南等地出土的汉代珠饰与南亚、东南亚、东亚地区相关制品进行比较分析,以典型器物如多面体玻璃珠、玻璃器皿、蚀刻石髓珠、多面体石质珠、多面体金珠、绿柱石珠等,勾勒出了这些器物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分布与传播概况。董俊卿、王亚伟、李青会采用多种便携式无损分析技术对合浦汉墓出土的宝石珠饰等遗物进行检测分析,结合合浦和其他地区出土的其他相关文物的研究结果,倾向于认为大部分宝石珠饰应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由南亚经东南亚传入合浦的舶来品。黄启善通过对北部湾地区汉代玻璃的考古发现概况、科学的化学成分分析、器物造型、纹饰、烧造工艺以及合浦作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等方面的再研究,认为这些玻璃器既有中国产品又有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输入的“舶来品”,甚至有可能是随船出海的越人在西方学到烧制玻璃技术后在北部湾地区开炉烧造玻璃,以供市场需求,并非全都是从海外输入的西方玻璃。王煜认为广西贵港出土的一面三国时期的四叶纹瑞兽对凤镜,镜缘内侧连弧纹带中与星象共存的螃蟹和瓶子图形应可确认为黄道十二宫中巨蟹和宝瓶图像。黄道十二宫图像初入之时,人们还不能正确地将其理解为星象,但更多是将之作为海外传来的神兽和瑞物图像,并与一些关于海外的奇闻异事相联系。黄道十二宫图像的传入是否与占星术有关,尚不能确定,但其与佛教的传播是密切相关的。从目前的材料看,其应自南方海上丝绸之路传来,说明海路确实是早期佛教尤其是吴地佛教传入的一个重要途径。比利时学者米夏通过比较研究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及周边发现的大量黄金饰品,尤其是柬埔寨波赫遗址、越南沙黄文化的榕兰和菜宜遗址,以及越南南部的奥克?艾奥遗址等,认为发源于犍陀罗希腊式佛教艺术少量的黄金饰品影响到东南亚和中国南部,并由本地工匠把它们的风格与技术复制下来。这种地区间的互动同时出现在海上丝绸之路和陆路,从而把印度北部、孟家拉湾和南海这三个贸易网络结合起来。她认为黄金饰品在汉代海上丝绸之路进行贸易的社群中具有权威物品的功用,是当地和区域的精英阶层所热衷的象征身份的物品。 汉代许多遗物都具有非常明显的外来文化因素特征。李银德梳理了国内战国晚期至汉代新出现的深腹杯的出土地点与年代,并将其与亚述和乌兹别克斯坦出土的深腹杯进行比较研究,认为这种深腹杯应由西亚通过沙漠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周旸以在丝绸之路沿途发现的纺织品为重要物证,阐述丝绸作为丝绸之路开创的原动力,在丝绸之路的开拓与发展及东西文化交流中所起到的作用。梁小春、吴小强以海上丝绸之路背景下南越国出土文物为中心,结合历史文献,从女性文化的角度,对秦汉南越国出土的文物遗迹进行阐释,认为秦汉时期岭南女性文化是南越土着文化与中原汉文化、邻近楚越文化,以及因对外交流而传入的早期域外文化相互交融的产物。徐汝聪将云南江川李家山遗址出土的多件扳指与非洲努比亚人的扳指进行比较,认为努比亚人的扳指形制与江川李家山遗址出土的扳指形制极其接近,并对李家山遗址出土扳指的西来因素进行分析。 全洪通过比较岭南地区砖室墓与以洛阳、关中地区为代表的砖室墓的穹隆顶技术差异与时间差异,指出岭南的砖室墓是在中原内地的基础上发生发展的,但浑圆叠涩穹隆顶的形式可能是受罗马建筑的影响,依靠所掌握的中原砖券墓葬技术仿效其形状而产生的,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果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见证,但罗马穹顶和拱券是混凝土浇筑,而印度建筑在公元前后很少使用拱壳结构,因此岭南叠涩穹隆顶技术来源的具体线路及传播方式仍有待进一步研究。刘中伟回顾了岭南地区汉唐时期对外经济与文化交流研究的学术史,并对未来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展望。 张卫星以岭南地区为例讨论了汉代国家形成的一个方面。四川西部芦山、汉源等地和滇东北黔西北昭阳、鲁甸、威宁、赫章等地分别约为东汉时期的蜀郡属国和犍为属国辖境,出土的东汉中晚期属国时期遗存有墓葬、石刻、遗物等。通过比较分析西汉中晚期至东汉初与东汉中晚期的各类遗存,对汉代西南边疆属国遗存进行相关研究。 二、汉代城市与聚落考古研究 刘瑞梳理了北京大学、西北大学、四川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和南京大学等高校《战国秦汉考古》教材的历史和流变,分析指出苏秉琦先生在北京大学编写讲义《战国秦汉考古》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该书的全部或部分内容被全国开设考古专业的大多数高校所翻印或采纳。这部教材第一次系统揭示出苏秉琦先生在战国秦汉考古学领域的学术思想。 秦汉时期城市聚落考古是传统考古学研究中的重要研究对象之一。罗瑾歆认为西汉甘泉是夏宫,并重新对夏宫进行定义,认为夏宫是京畿地区非常重要的政治性和礼仪性的宫殿建筑群,也是都城宫城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比一般离宫的等级高。她结合西汉甘泉宫的考古勘探与历史文献,阐释了甘泉宫在西汉不同时期所发挥的不同功能和重要作用,认为西汉甘泉宫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意义。汪勃关于扬州汉广陵城的探寻与研究,继《汉广陵城的研究与探寻》发表之后,又在近两年发现了与汉广陵城的城圈、城门、城壕、城内遗存相关的迹象。他在介绍这几处相关遗迹的基础上,就汉广陵城的位置和范围以及其“斗城”形状、新发现城门的结构及其用砖规格和砌法等略作探讨。易西兵根据近年广州古城的考古资料,结合历史文献和历史地理研究成果,对蕃禺城的历史地理格局进行初步讨论,认为西汉南越国蕃禺城平面为不规则四边形,东界在今仓边路以西的旧仓巷,南界从中山四路长塘街交界向西南至龙藏街和惠福东路交界东北角,西界在流水井—华宁里以东,北界在今越华路南,城圈长度约2500米,总面积约40万平方米。蕃禺城东、南、西三面临水。蕃禺城东、东北、北和西北面的山岗为南越国臣民墓葬区。蕃禺城东、今中山二路和农林下路一带可能存在手工业作坊区。李珍、王星结合历史文献材料以及近年来为配合灵渠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而做的考古工作,认为七里圩王城约建于西汉中期,废弃于魏晋时期;通济城的年代应在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期之间。结合城址结构及文献记载推测七里圩王城应为汉始安县县治;从出土遗物的年代和发现大量楚器现象分析,通济城很可能是秦始皇征服岭南时所筑的城址。 随着考古新材料的出现以及考古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城市水利建设及周边水系研究近年来引起学者关注。张建锋对广西秦汉时期水系以及城市水利建设进行初步考察,认为已发现的广西地区汉代城址,大多在河流岸边及其附近,基本上遵循了临水而建这一原则。城墙多数用土夯筑,城外有城壕。城内存在排水的暗沟等。这些与中原地区的城市基本相同。个性表现于城市对于水利的着重点,较多在于水运,城市大多在重要水运交通要道的附近;城墙与城壕之间过渡地带一般很小;城壕的外面有的还有一道土堤,以起到防御洪水的效果;有些城市利用了自然河流作为城壕的一部分;运河在有的地方可能通到城内;网坠的出土,说明水产捕捞也是水利的一个重要方面等。张凤以历史文献为基础,对黄河下游地区汉代水利建设与农业生产问题进行研究,认为两汉时期的水利工程建设基本是围绕黄河展开的,渠灌范围大都是黄河两岸郡县。除了水渠水利建设,治理黄河水患也是重要的举措。黄河下游尤其是兖州、冀州与青州相邻的平原地带,通过引水灌田、改变土质,仍然可以进行适宜的作物种植,或者采取适宜的耕作技术进行生产。 三、汉代陵墓考古研究 汉代陵墓考古发现与研究是传统汉代考古学研究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段清波通过对两汉帝陵封土形态演变的考察,探讨了汉文化天圆地方理念的确立,认为从考古学的相关资料可以看出,王莽时期完成了汉文化核心价值观的构建,以规矩为核心理念的价值观和阴阳五行宇宙观一起,成为中央集权体制社会治理体系健康运转的两大支撑。历史悠久的天圆地方盖天说,经过王莽期间的文化整合,成为天地阴阳五行宇宙观的核心要素。梁云讨论了东汉帝陵形制的渊源,认为新莽之后战乱频仍,赤眉军入关后大肆掳掠,西汉诸陵几乎悉被盗掘,使光武帝产生薄葬的念头,摒弃了代表厚葬风气的西汉制度。东汉帝陵一条墓道带回廊的砖石结构墓,流行夫妇同穴合葬。这种形制不见于西汉帝陵及诸侯王墓,却与西汉晚期至新莽时期的南阳地方豪强墓很相似。东汉政权是在南阳豪强地主集团的基础上建立的,帝陵形制很可能采用南阳的传统。由于上陵礼的需要,东汉帝陵继承了西汉陵寝的旧制,而且有扩大化的趋势。柴怡、王艳朋介绍了杜陵75、76号陪葬墓前建筑遗址的平面布局与形制、出土遗物等考古新发现,认为这组建筑属于宣帝时期。75、76号陪葬墓前建筑应为杜陵高等级陪葬墓的寝园建筑,其中3号建筑基址可能为管理陵寝建筑的人员日常生活之地。杨爱国对汉代回廊墓的使用情况进行研究,认为西汉一部分诸侯王使用的黄肠题凑墓是一种更复杂的回字形椁,那些不使用黄肠题凑葬制而使用崖墓的诸侯王极有可能用开凿的回廊来代表黄肠题凑。这种墓葬形制是“周制”发展“汉制”的显着标志之一。西汉诸侯王黄肠题凑墓和东汉时期的诸侯王砖室墓中的回廊应是葬制规定,而西汉晚期以后,二千石官员及其以下人员使用带回廊的墓葬更可能是受到当时阳宅的启发。刘涛以云梦睡虎地汉简《葬律》的相关材料为依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已发现的近20座西汉列侯及夫人墓葬考古资料做系统梳理,分析不同时期、不同地域西汉列侯墓葬的墓葬、棺椁尺寸,并对其进行换算,分别归纳其所用汉尺的规格,探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西汉列侯墓葬的尺度的异同。同时,结合《葬律》中有关墓葬尺度的记载,以揭示西汉王侯墓葬制度下不同王侯墓葬尺度的共性与个性,进一步丰富西汉丧葬制度研究的内涵。 文化因素分析法与类型学相结合,是考古学研究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其应用于汉代墓葬考古并对人员构成进行分析是汉代陵墓考古学方法论之一。蒋璐将北方地区汉墓发展划分为三大阶段并对其文化构成分别加以分析,认为北方地区汉代居民主要是由汉人和内附匈奴构成,同时北方地区发现的一些人物形象暗示出北方地区的汉代居民也包含一定数量的其他少数民族。潘玲通过对鞍山市羊草庄墓地78座汉墓出土遗物进行类型学分析,指出具有代表性的腹部略长的束颈壶是该墓地仅有的陶壶形制,此外还有12件大口深腹罐。这些陶器与汉墓常见的陶器共存,但是与指环、臂钏、链饰等铜器不共存。这类束颈壶和大口深腹罐只见于鞍山、抚顺和辽阳的少数汉墓,年代也与羊草庄墓地出土的相当。但据文献记载和目前的考古发现可知,匈奴和鲜卑并没有实际控制上述地区,在这里也没有发现他们的遗存。因此,这类束颈罐和大口深腹罐的使用者应是与匈奴和鲜卑有密切关系的北方民族——乌桓。羊草庄及附近地区汉墓发现的束颈壶和大口深腹罐,是寻找乌桓遗存的重要线索。宋蓉从关东地区汉代墓葬的研究出发,考察关东地区汉文化形成过程中的区域差异与等级差异,提出关东地区汉文化是在列国文化基础上,以复兴六国遗风为名,顺应崇尚富足生活的时代新风尚而形成的,而两京地区是汉文化形成的中心。西汉中期前后随着皇权的强化,汉文化自西向东影响关东,以一种渐进改良的方式,自上而下地消弭了关东各地的地域差异,平稳而有效地实现了关东地区文化的大一统。滕铭予、尚如春从赣鄱地区两汉墓葬材料入手,初步建立了赣鄱地区两汉墓葬的分期及年代标尺,将赣鄱地区两汉墓葬大致分为三期,分别是西汉中晚期、东汉早中期和东汉晚期,并通过文化因素分析确定其文化属性。通过统计分析各类文化因素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消长对比状况,进一步考察赣鄱地区汉文化的形成及其变迁以及与周边地区文化的互动融合过程,结合历史文献探讨赣鄱地区汉文化发展阶段性变化的原因,可以发现赣鄱地区汉代考古学文化面貌的历时性差异与其所处的历史背景有着紧密的联系。郭俊峰考察了济南魏家庄汉代墓地出土的席枕、熏炉、铁炉子等器物。这些器物在山东地区都是第一次出土或少量发现,在国内确有零星发现,主要分布在山西、陕西、河南等地。这些器物很有可能是特定群体之间物质交流的结果。 霍宏伟通过对汉河南县城遗址内外两座纪年墓的分析,探讨了城址与墓葬关系的变化。自西汉早期,城墓分离制度已得到了较为严格的贯彻。由于东汉晚期政局动荡,都城西迁,导致洛阳地区城市废弃,城址沦落为墓地是城市彻底衰落的标志。李继鹏介绍了洛阳市瀍河区东花坛三座西晋墓的墓葬形制及出土遗物等考古新发现。东花坛三座大墓形制相同,全部是带长墓道、南北两侧带有宽大侧室的长方形单室墓,是西晋时期高等级墓葬,反映的极有可能是高等级墓葬由东汉、曹魏时期的多室墓向西晋时期单室墓的过渡阶段。这一带极有可能是除首阳山陪葬墓群外,西晋早期高等级墓葬的又一集中埋葬区。周润山通过分析焦作地区的汉代墓葬及其出土遗物,从社会经济状况、建筑风貌及建筑技术、装饰艺术、思想文化等方面讨论了焦作地区的汉代社会生活状况。白岩介绍了2016年通州潞城镇汉代考古新发现,勘探了101.3万平方米的范围,调查确定汉代城址1座,发掘战国至清代墓葬1092座、汉唐窑址68座、灰坑8个、水井10口、道路1条。出土各类陶器、瓷器、釉陶器、铜器、铁器、铅器、料器、皮革器等遗物4000余件。 吴桂兵将多人合葬分为夫妻合葬、分层合葬、家族合葬等多种形式,在此基础上将三峡地区的汉晋多人合葬与中原地区、河西地区、西南夷地区的多人合葬材料比较,内地和周边地区均有多人合葬,出现的原因或与非正常死亡和非正常丧葬礼俗有关。陈斌介绍了2015~2016年湖南蓝山县五里坪两汉墓葬重要考古新发现及初步认识。目前已抢救发掘两汉墓189座。这些墓葬年代跨度大,基本为中小型墓,墓葬葬式不明,朝向不定,以南北、东西向居多。无明显的分区规律,有合葬墓,随葬器物少且地域特征明显。早期墓葬保留楚越文化遗风。此次发掘对建立湘南地区两汉墓葬的分期及年代框架、深入认识两汉时期湘南地区的埋葬习俗和文化面貌以及为进一步认识湘南地区文化与湘北、岭南等周边地区两汉时期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其在岭南和中原文化交流中所起的桥梁作用具有重要意义。韦伟燕介绍了越南境内汉墓的分布、形制、出土遗物等基本情况,其延续时间从西汉中晚期到三国初年。她从埋葬习惯和随葬器物两个方面入手,讨论越南境内汉墓和广西合浦地区汉墓之间的关系。郑红莉从图像学的角度出发,通过对陕北画像石中历史故事题材的考证分析,认为陕北画像石中出现的历史故事是与当时的社会制度、社会风气等社会大环境的影响有关。历史故事刻绘于墓门之上,具有驱邪避凶的意义,并与墓主的志向和爱好有关。同时亦是墓主向仙界彰显自己的德行,祈求收留。 刘兴林对汉代土墩墓的由来、汉代土墩墓的定义和特点、汉代土墩墓的分布和传播、汉代土墩墓的性质和兴起原因四个方面进行研究,认为吴越土墩墓是汉代土墩的直接源头,北传的路线比较清楚,即江南—江北—鲁东南、胶东—韩国马韩。汉代土墩墓的兴起顺应了家族墓地发展和封土墓推广普及的形势,是汉代家族墓的一种形式。原丰介绍了2014年发掘的新沂高庄墓群68座汉墓,包括60座竖穴土坑墓、5座砖室墓和3座石椁墓,结合宿迁、淮安、扬州地区的考古发现,认为江苏北部为汉代土墩墓的重要分布区域,这类土墩墓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土坑墓和封土墓,尤其应该把土墩墓与封土墓区别开来,土墩墓所代表的丧葬文化应是人员移动和民族融合的结果。李晖达对浙江汉代早期墓葬进行分析。浙北地区尚存浓厚的楚文化因素,而在南部则与闽北的闽越文化有诸多相似之处。汉文化对浙江地区的真正渗透始于文景至汉武初,最终在王莽时期基本定型,东汉之后浙江的主流文化体系则完全融入汉文化圈。 四、汉文化考古研究 汉文化研究内容极为丰富。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墓是目前汉代考古学研究的热点。张闻捷通过对海昏侯墓出土乐钟的考察,分析海昏侯墓乐钟的组合情况,并与其他汉代出土编钟进行比较,以了解汉代乐钟的编列规范,梳理汉代不同社会等级、地域对于乐钟使用的异同,与先秦时期乐钟制度的比较,探讨汉代多种乐钟规范的礼制渊源与消亡问题,并通过比较汉代诸多出土乐钟的摆放形式,探讨汉代随葬乐钟的摆放与乐经所载乐悬制度的异同问题。徐龙国对刘贺墓出土的一套砝码的用途进行推测,认为它很可能是用来称量黄金、贵重药材、进口香料、金银器及珍贵青铜器等物品的。这些贵重金属及珍贵器物,因赏赐、赠予、交换等途径在贵族之间多次易手。汉人虽然有些东西在出品时就已经铸刻了重量及容量,但每一次易手,都会在器物上再次加刻重新测量的重量及容量。对贵族之家来说,天平及砝码必不可少。王方通过对海昏侯墓出土玉舞人的玉质、雕刻技法、服饰纹饰等方面的详细比对,发现海昏侯墓出土玉舞人与同时代、同级别墓葬出土玉舞人显着不同,而与战国时期的玉舞人有诸多相似之处,推测这件玉舞人很可能为战国时期遗留下来的玉器。韦正通过对海昏侯刘贺墓出土铜质错金或银质的马饰进行研究,对比国内外独角鹿马饰的发现,认为独角兽渊源古老,但其在西汉中后期的兴起,与汉武帝追求升仙有直接关系。这种独角兽很有可能就是麒麟。在蒙古及中亚地区发现的独角兽形象是汉文化影响的结果。苏奎同样就海昏侯墓出土铜质错金或银质的马饰进行研究,梳理国内外相关考古材料,认为这件马饰是马珂,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独角兽的形象重新进行解读,考证其为羱羊,即北山羊或野山羊,并认为马珂上的羱羊纹应来自西亚、中亚一带,最早是长安城内皇室成员所有,后辗转至江西南昌的昌邑国和赏赐到广西西林的句町国,还专门特制了部分赠送至蒙古的高勒毛都和诺彦乌拉以及俄罗斯查拉姆的匈奴国,并在该区域出现了仿制品。羱羊纹马珂是汉代东西文化交流、南北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 王小迎对2015年发掘的一座西汉竖穴土坑墓中新出土的26枚圆形带有外国字铭文的铅饼和6枚长条形龟背纹铅条进行研究,认为其属于西汉“白金三品”,并进一步探究汉代丝绸之路与扬州存在联系的可能性。姜宝莲、赵强对陕西西安、扶风、甘肃灵台等地出土一批上饰龙形图案、马形图案以及龟形图案的银质或铅质货币的形制、纹饰、材质等研究,认为其属于文献所记载的“白金三品”,“白鹿皮币”、“白金三品”这些白色货币的出现,都具有象征意义,应与武帝时期“天、地、人”及阴阳五行的宇宙观有一定关系。 杨哲峰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岭南地区两汉时期陶瓷手工业发展状况进行初步梳理,可为正确认识汉代陶瓷手工业发展的区域格局以及相关问题提供参考。张翔宇通过对西安地区近900座汉墓中所见釉陶器进行统计,分析了两汉时期随葬釉陶器风俗的出现、发展与衰落,并对不同时期随葬釉陶的流行趋势进行了总结。蒋志龙介绍了云南金砂山墓地M117首次出土的一套陶阙的情况,并将之与四川、山东等地发现的阙进行比较研究,认为这种作为墓葬随葬品的陶阙比较少见,并探讨了其出现的历史背景。朱连华依据近年在西安南郊杜城村周边发掘的部分西汉早期墓葬中墓室棺痕四周出土的陶璧,联系其他地区出土材料,对这些陶璧的作用和丧葬意义、文化来源进行讨论,认为棺外饰璧的丧葬习俗可能起源于战国中晚期的楚地,在西汉高等级墓葬中较为流行,东汉以后流行于四川、山东地区的画像石棺上。李飞将宜宾市南溪县长顺坡发掘了一批崖墓中出土的一件圆雕陶佛像俑与昭通、泸州地区出土的同类器进行比较研究,认为这可能是一件灯的底座,时代为东汉晚期至蜀汉时期。佛像陶灯的出现很可能受到了新莽时期西王母陶灯的影响,并且仍然表现了以西王母为中心的神仙信仰。陈彦堂以近年新发现的考古资料为依据,从年代学和文化传播两方面进行论证,认为中国古代低温铅釉陶器的起始年代应该是春秋时期,以临淄齐故城战国墓葬为代表的战国作品,已经是比较成熟铅釉陶器,开启了两汉时期此类器物勃兴的先河。胡继根对西汉中期至王莽时期长江下游一带的高温釉陶器上出现的较多的鸟纹装饰进行分析,认为其出现原因有二,其一是早期图腾崇拜的再现,作为一种“引魂升天”的象征;其二是与星象有关,鸟纹的下部出现的几何形图案形如星宿。 虽然与商周时期相比,汉代青铜器逐渐式微,但是汉代青铜器仍然是汉代物质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肖明华对汉代西南丝绸之路出境地区的青铜文化遗存进行了考古调查,认为集中分布于泸水县、隆阳区、昌宁县、腾冲县、芒市等地的青铜器器形与滇文化的相似,但纹饰有别有同,年代也与滇文化相当。这些地区的青铜文化应当是滇越、哀牢的青铜文化,其中的差异性则反映了不同邑王间的文化差异,出土青铜器也当是一个邑王或几个邑王区的青铜文化表现。赵德云考察了岭南地区汉代考古中偶见一些青铜器种类,如钵、高足杯、侈口杯等,造型较为独特,常见于西汉晚期到东汉早期墓葬,难以在中国传统艺术中找到明确的渊源关系。这类青铜器的出现,应该是海上丝绸之路开通以后,受到进口的域外玻璃器等造型艺术的影响,作为替代品新出现的青铜器种类。研究表明,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在考古学上的体现,绝非仅是殊方异物的进入,更有可能随着经由岭南地区向其他区域的传播,影响着中国本土传统审美情趣和制造工艺。赵化成对细线纹铜器和漆绘铜器的铸造方式、纹饰、器类以及年代和分布进行深入研究,认为它们是岭南地区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两类铜器,可谓岭南汉代铜器的双绝。日本学者川村佳男认为温酒樽中有一个类型应该是岭南系青铜器,将这种温酒樽归为“Ⅲ型”,判断其年代为西汉中期和晚期,集中出土于岭南地区或湖南、云南等邻近地区。以錾刻纹为最大特征的岭南系青铜器,并非在西汉后期突然完成,而是在之前阶段,岭南地域存在着“原型”青铜器,这些“原型”青铜器受其他地域影响而逐渐演变而形成岭南系青铜器。吴小平以六朝唐宋时期贵州地区出土大敞口、鼓腹的釜作为切入点,比较巴蜀地区的同类釜,认为大口釜是魏晋宋明时期牂牁僚人的炊具,鼓形釜是两汉时期南中僚人的炊具。两种釜先后在巴蜀地区发现,反映了僚人两次大规模入蜀的事实。大口釜应是东汉时期鼓形釜演化所致。大口釜和鼓形釜入蜀之后均逐渐消失,反映了入蜀的僚人最终被汉化。在贵州境内,僚人的生存状态并未受到外来因素的太多干扰,因此大口釜在宋代仍然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并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 汉代铜镜是汉代物质、精神文化的载体,并具有重要的断代意义。赵宠亮根据合浦地区已发表的铜镜材料进行类型学分析,并将其按照西汉中期、西汉后期、新莽时期、东汉早期、东汉中期、东汉后期分为五期。合浦汉墓出土铜镜与广西其他地区以及广州汉墓出土铜镜有一定的关系,反映了当时两广地区文化面貌的相似性。韩建华对西域地区出土的汉晋时期的铜镜进行收集和整理,并对相关问题进行初步分析,认为中原与西域之间的民间交往由来已久。西域地区在匈奴统治时期,流行圆形素面镜和有柄铜镜。西域地区出土的铜镜似乎不存在“仿汉镜”,应均是从中原传入的。与汉镜同出的往往是一套完整的梳妆工具,反映了以汉镜等物质为代表的汉文化广泛地融入当地人的生活。西域地区出土的汉镜大部分残碎,推测存在破镜随葬的可能,这或许与匈奴的统治或影响有关。高继习认为汉代博局镜的山字纹、TLV纹、绣穗纹以及各种边饰等纹样,只要能产生倾斜纹样的规则图像,几乎都是尾端向左旋的。博局镜动态纹样的设计理念来源于至少自战国时期就形成的“天道左旋,地道右旋”的宇宙观,是华盖坠饰“璧婴”的写实性描绘。 张合荣对贵州出土青铜戈、剑进行考察,分别对戈、剑进行类型划分和文化因素比较分析,揭示各型青铜戈、剑的来源、发展变化趋势和地域文化特征,借以反映在战国秦汉时期复杂的社会背景下,生活在今贵州境内被称为“南夷”的地方各族群,对周边其他族群青铜文化的吸收与整合情况。杨勇对浙江安吉上马山西汉墓葬出土小铜鼓的特征与来源进行阐释,认为其是来自越南东山文化的小铜鼓。墓主人很有可能是西汉武帝时期居住于故鄣城内的中小地主或官僚阶层,结合汉武帝统一岭南并设郡管辖的历史背景,认为上马山小铜鼓经由陆路或内陆水道到达浙江地区的可能性最大。这件东山文化小铜鼓传播至浙江地区的个案,折射了当时岭南地区与内地间联系不断加强的史实以及汉王朝统一、经略南疆过程中各色人物南下北归的历史图景。上马山小铜鼓与其他地方偶见的东山文化遗存,应当都有一些偶然因素,并未形成实际的文化上的影响。富霞认为北海地区征集所得7面铜鼓中,5件东汉铜鼓的年代存疑。通过比较北海周边灵山、浦北、北流、玉林等地所出的灵山型与北流型铜鼓,认为北海所见这5面“汉代”铜鼓,年代归为南朝前后应更为妥当。韩茗通过对六朝铜香熏的收集和整理,对六朝香料来源及使用情况进行考察,探究熏香习俗背后的六朝社会生活和中外文化交往情况,并通过梳理六朝铜熏源流来把握其继汉启唐的阶段性特征,以期对汉唐物质文化发展及其动因的研究有所启示。黄娟梳理文献记载,结合出土的简牍材料,并充分搜集和利用已有的考古材料,对西汉早期半两钱的生产与管理情况进行研究,以期为西汉早期整个铸币业的研究提供基础。 汉代铁器及冶铁遗址在汉代手工业考古研究中占相当一部分比重,也是近些年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之一。李延祥对广西贵港早期块炼铁遗址进行了初步考察研究。孙凯通过分析郑州古荥汉代冶铁遗址的遗迹分布,并结合实验情况,对该遗址的鼓风问题和冶铁用煤问题进行了再探讨,认为遗址冶铁高炉的鼓风设施应为多人合作的皮橐鼓风,而非装置有转轮机械的鼓风设施,并且该遗址冶铁所用的燃料仍然是炭。该遗址出土的煤并未用于冶炼。刘尊志对两汉时期诸侯王墓出土铁质生产工具的出土位置、功能等进行分析,认为汉代诸侯王墓出土铁质生产工具对全面认识墓葬的修建和封护、深入了解陪葬内容及其墓主的丧葬需求等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古代漆器由来已久,经春秋战国发展,在汉代达到鼎盛时期,因此对于汉代漆器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何旭红考察西汉时期长沙王陵出土漆器,注意到庙坡山汉墓部分漆器上刻画与刻画铭文间、刻画与漆书铭文间、刻画与烙印铭文间有先后关系,从而发现漆器流动方向是“库”→“仓”→物主,与漆器生产、收储、使用恰好吻合,结合其他地区资料,推测“库”应是生产、收储多种产品的生产机构,其人员在产品上留下生产、收储记录等。洪石对马王堆汉墓出土油画漆器进行研究,认为汉代油画漆器多为梳妆用具、家具和葬具,纻胎或木胎,图案以云气纹为主,基本在器物外表施加,多为黑地彩绘,色彩丰富,包括红、绿、灰、褐、白、黄等色,纹饰风格粗犷,使用者身份等级很高。漆器油画工艺的起源或可上溯至新石器时代的陶寺文化,其后不断发展,至隋唐时期衰落。王树芝对定陶灵圣湖二号汉墓和安徽六安双墩一号汉墓出土木材进行分析,探讨西汉时期人们墓葬木材利用折射出的丧葬文化和思想观念等木材的社会属性。西汉人认为人的灵魂具有魂、魄二元性,西汉时期有严格的等级观念,西汉人有“事死如事生”的丧葬习俗和“厚葬为德,薄终为鄙”的思想观念。凡国栋结合历史文献对随州周家寨汉墓出土的一件T形木器进行考证,认为这种T形器可能与墙上的钩状物配合成套使用,其名称极有可能就是《礼记?内则》中“男女不同椸枷,不敢悬于夫之楎椸”所记载的“楎椸”,其作用或类似今人挂衣服用的衣架。 巩文对中原和长江流域晋代大中型墓葬中女性头部位置出土的金属桃形金叶和金花饰进行考察,认为晋多沿袭汉制,步摇饰得以延续流行。而更接近于《后汉书·舆服志》描述的步摇形制的装饰物在辽宁、内蒙一带不断发现。所有的发现基本都是魏晋北朝时期鲜卑族的遗存。隋唐统一之后,步摇逐步消亡。步摇和步摇冠饰是特定人群的装饰品,在中原汉文化传统地区是特定阶层妇女的装饰品,在北方的鲜卑是男女共用的,成为权力和地位的象征物。张翠敏对大连地区两汉墓葬出土金带扣、铜承旋、铜镜、花纹砖、壁画等多件四神图案文物进行研究,对四神有关文物涉及的时空关系、年代、社会关系等相关问题进行探讨,并与国内其他地区出土的同类器进行了对比研究。郭晓涛考察了汉晋六朝墓葬出土的滑石猪,探讨了滑石猪的源流与演变,以及滑石猪出土位置的转变所反映的汉晋时期丧葬习俗的变化。汉晋之际滑石猪出土地点北方少、南方多的现象,或许是汉末晋初的衣冠南渡所致,中土文物制度在南方得以根植。滑石猪在南方地区的大量出现也应与毗邻滑石产地有关。聂菲以马王堆汉墓出土十余件玳瑁制品为切入点,结合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地形图》,考证广东番禺、广西合浦共同构成南海两大对外贸易的海港,而长沙国首都临湘是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番禺港和合浦港至长江流域各地、中原、京城长安的重要中转港口。林冠男对战国晚期到西汉晚期的墓葬考古资料进行梳理,对国产玻璃来源进行分析,对比中外平板玻璃的制造工艺技术,探讨汉代的玻璃制造发展水平,从而对这一时期岭南地区古玻璃制造业有更为深入的了解。胡建对广州南越王墓和广西贵港罗泊湾汉墓出土提桶和铜鼓等铜器表面装饰的船纹的祭祀活动场景进行研究,认为其是一组前后连贯的船体画面,叙说了船只的一段航行经历。南越国铜器装饰船纹显示岭南以及南海领域具有浓郁的船文化,分布范围从陆上江湖水域,航行到近海岸和海洋岛屿。 五、国外相关考古发现与研究 会议中,部分国外学者分享了国外考古发现与研究。越南学者阮文越介绍了今天越南沿海地区汉代海港及汉文化遗存的相关考古发现与研究,探讨了交州商人在当时海上国际贸易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汉代海上国际贸易促进了交州一带造船业的飞跃及经济的发展。日本学者黄晓芬介绍了越南交阯郡遗址的考古发掘调查情况以及对与交阯郡的最新认识。发掘调查结果表明,越南北部古城就是帝国南端的交趾郡城。交阯郡城址的使用年代为西汉晚期,经东汉~六朝,一直延用至隋唐时代。日本学者山形真理子主要讨论了越南中部地区发现的汉式遗物。这些遗物的年代从铁器时代的沙黄文化一直延续到林邑时期。这些汉式遗物表明汉文化在沙黄文化向林邑转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德国学者雷安迪介绍了越南南部三处西汉晚期墓地出土金银器的最新分析结果。来自东南亚地区17个遗址的共计182件金银器在德国做了分析,这些遗址的年代横跨4个世纪,分别分布于越南、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其中,出土于13个遗址的164件金银器属于西汉和东汉早期。重点探讨了最近调查发现的23件金面具和金银饰品,它们分别来自于及遗址,年代都约在公元前1世纪。韩国学者裴德焕、权钟皓、沈宗薰介绍了韩国出土的少量来自中国、日本、西亚和中亚等地区的遗物,这些遗物可以作为古代韩国对外交流的物证。其时间从铁器时代初期一直延续至高丽时代。依据这些出土文物,分别介绍与分析当时韩国的社会文化与历史背景,认为大陆两端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沟通与平衡关系,以及各地域的货物交易经由多条通道紧密联系在一起。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还参观考察了北海近代外国领事机构历史陈列馆、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以及合浦汉墓群金鸡岭保护区。通过考察,合浦地区丰富绚丽的中外文化交流遗物使参会学者切实体会到合浦在汉海上丝绸之路中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加深了对汉代海上丝绸之路考古与汉文化的认识,也感受到北海地区近年来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成果与付出的努力。 2016年10月30日下午,“汉代海上丝绸之路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闭幕式在广西合浦县举行,闭幕式由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中国考古学会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信立祥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副所长、研究员白云翔进行总结发言,首先对本次会议成果予以充分肯定,向为会议付出努力的各会议主办方、承办方,向全体会务人员和媒体朋友表示感谢。然后对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学术目的、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现状以及推进深化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方式等几个方面谈了他的看法。他认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学术研究应当服务于海上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文化倡议,以及“一带一路”国家发展倡议,为其提供学术支撑。汉代海上丝绸之路有关的城址、聚落、墓地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汉代南海地区、汉代南海沿岸地区海港城市的探寻等是今后考古工作的中心。考古工作的现状是比较擅长城址、聚落、墓地的考古发掘,海港、码头的调查与发现仍需要一个探索的过程。因此,今后应当加强与汉代“海丝”有关的田野考古工作、加强对已有的汉代“海丝”考古发掘资料的系统整理。点、面结合,更多的关注节点、重点地区的考古学研究。加强多学科合作,尤其是加强科技考古工作者和田野考古工作者的合作。研究汉代海上丝绸之路,要在整个丝绸之路视野的背景下,来理解汉代海上丝绸之路,更要具有国际化视野。闭幕式上,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所长林强、中共合浦县委书记王方红、北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冯学清分别致辞,高度评价了本次会议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并祝贺本次会议圆满成功。 此次学术研讨会的与会代表们围绕会议议题积极发言讨论,主题突出,内容广泛,有材料,有新意,展示了合浦地区丰富多彩的汉代历史文化,宣传了北海近年来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取得的成就,是一次高水平的学术会议。通过召开这次会议,很好地完成了展示成果、推进学术研究、服务于国家发展大局的目标。本次会议的成功召开,为国内外学者们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学术交流平台。然而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还任重道远,相信考古学界会以此次学术研讨会为契机,加强学术研究与交流,逐步推进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与相关领域研究。

幽燕地区处于北方、中原、海岱三大古文化区域的交汇地带,由于山隔水临,自古以来在文化上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单元。到目前为止,幽燕地区已发现发现秦汉城址81座,墓葬1236座,日益丰富的考古资料为该地区秦汉文化的考古学研究提供了必要条件。本文旨在全面收集、系统整理幽燕地区秦汉城址与墓葬等考古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墓葬与城址之间的关系,对当时这一地区的文化进行综合研究。

王天姿、吴博分析了辽东半岛汉墓的分布特征和汉文化传播路线,王禹浪、王俊铮从辽东半岛汉墓类型分析出发研究了汉文化在半岛乃至东北亚的传播等相关问题(《大连大学学报》4期)。

通过对该地区所发现秦汉城址资料的分析,本文廓清认定了其中17座郡县治所和7座军事城堡的性质。

1秦始皇陵

通过对该地区秦汉墓葬形制、随葬品组合以及典型陶器考古类型学的分析,本文认为幽燕地区秦汉墓葬可分为战国末至西汉早期、西汉中期、西汉晚期、东汉早期和东汉中晚期等五期和东、西两个区,并总结了该地区墓葬的基本特征。通过与邻近地区和秦汉京畿地区墓葬特征的对比,本文得出该地区文化较之中原地区发展相对滞后的特点。

海昏侯刘贺墓是年度列侯墓葬研究的核心墓葬,江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及时公布了海昏侯墓的考古资料(《中国文物报》3月4日、11日,《中国重要考古发现2015》,《考古》7期),以此为基础,信立翔指出该墓为西汉列侯墓葬的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典型标本,白云翔从西汉诸侯王及列侯墓葬研究的视野出发指出该墓陪葬的车马为墓主昌邑王时所用,编磬的发现也显示出墓葬超出列侯墓规格,刘瑞认为简报判断为“寝”的遗迹应为祠堂,而睡虎地M77所出《葬律》当为西汉早期产物,张仲立、刘慧中认为该墓具有明显的逾制特征,韩国河探讨了海昏侯刘贺墓的选址、封土、形制、棺椁等方面的相关制度(《光明日报》2月3日)。王刚认为海昏侯墓出土“大刘印记”中的“大”主要与年辈相关[《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期],王恩田认为海昏侯墓园内9座带墓道的墓中,前排5墓是海昏侯刘贺及夫人和刘贺之子充国及其弟奉世之墓,后排4座为元帝复封的海昏侯代宗及其子孙之墓(《中国文物报》9月27日),刘瑞对墓葬出土马蹄金上的上中下含义进行了分析(《中国文物报》2月26日),张传官指出海昏侯墓出土木楬中“绢执”的绢应指颜色(《中国文物报》7月8日)。

责编:韩翰

田二卫认为徐州汉代诸侯王墓因山为陵的崖洞墓是当地在群山环绕情况下的独立起源,梁勇对汉楚王墓群的墓主提出了诸如狮子山楚王陵墓主为楚元王刘交的一系列新意见,缪华、梁勇从北洞山楚王墓的位置出发对秦梁洪问题提出了新见解,周金波对西汉楚王墓建筑的力学问题进行研究,杨爱国指出西汉时期一些诸侯王虽因谋反等罪而受到惩处,但包括犯罪诸侯王死后的葬礼依然不可比拟,并认为长清双乳山济北王墓的墓主当为刘胡(《汉代陵墓考古与汉文化》),靳宝对北京大葆台汉墓的墓葬结构进行了全新复原,王磊探讨了徐州北洞山崖洞墓建筑结构及象征意义,黄明乐将西汉南越王墓与长沙王墓进行了比较分析(《西汉南越国史研究论集。

一秦代考古

2地方城市

4聚落遗址

陶文

遗址

2器物

5矿

自确定秦汉时期仍存在土墩墓后,相关的研究陆续展开。胡兵对江苏淮安王庄墓地的分析揭示了土墩墓的区域分布及相关问题,王婷以湖州地区的考古发现为例分析了土墩墓内墓主的关系,秦宗林、束家平指出扬州地区已发掘汉代土墩墓的墓室均为近正南北或正东西方向。张翔宇、朱连华根据西安北郊地区秦汉墓方向的差异和变化,认为西安北郊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期应有大量关东移民存在;刘振东分析了汉代墓葬中的棺种类和变化;雷安迪在分析了越南发现汉代船棺葬后认为,该地船棺葬的习俗可能源自南中国和越南北部,而越溪M2大致在公元前250~前150年(《汉代陵墓考古与汉文化》)。刘尊志分析了东汉之前对西汉墓葬的破坏问题[《南开学报》5期]。吴桂兵分析了汉晋时期中心和边远地区的多人合葬传统,单月英分析了东汉魏晋时期降汉匈奴人墓葬的分布、特征与葬俗的变化(《两个世界的徘徊》)。

四川广汉清理的2座东汉“永元八年”墓及1座东汉墓中均出土无论数量还是品类都甚为罕见的画像砖,山东邹城新发现“汉安元年”文通祠堂长篇题记(《中国汉画研究》5卷),山西中阳发现1座彩绘汉画像石墓,河南宝丰清理2座东汉中晚期画像石墓。

徐超公布了调查获得的太行山东麓地区的汉代城址情况(《北京文博文丛2016》),田小红等介绍了在新疆奇台县对石城子遗址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收获,指出其城址完整、房址保存较好,应为研究两汉时期管理西域的重要实证(《中国文物报》10月21日)。此外,邝桂荣对南越国都城番禺城、陈泓钧对广州秦汉考古中出土的番禺铭文进行了研究(《西汉南越国史研究论集,陈泽泓认为汉灭南越之后,虽然岭南政治中心西移,但番禺仍在持续发展,郑君雷对岭南汉城与西汉时期岭南汉文化的形成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城市与文明”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李珍继续开展了对广西秦城的探索(《广西博物馆文集》11辑)。

2016年秦汉考古成绩显著,出版发掘报告、报告集、研究论著、论文集30余部,发表各类考古简报、研究论文700余篇部,研究角度广泛,无论是都城、陵墓、墓葬,还是画像砖石、简牍及科技考古等方面的研究成果都新见迭出。

刘瑞在梳理城固饶家营“张骞墓”的考古发掘历程和相关资料后指出墓主与张骞无关(《两个世界的徘徊》)。姜生认为马王堆一号墓四重棺分别代表冥界、昆仑、九天和大道,它们与内棺上的T形帛画一起表达着死后转变成仙“与道为一”的整个过程,李小旋关注了马王堆和金雀山墓葬出土帛画在内容、意义和功能等方面差异和由之而体现墓葬观、死后观的变化。刘尊志认为徐州荆山村西汉墓地是一处与楚国相关的列侯墓地。

1文字

专题

4壁画墓与壁画墓研究

3西南地区

张文平在长城调查的基础上重新对居延遗址进行了调查研究,认为居延都尉府的治所当为K688城西南的K749城,并赞同李并成居延县为绿城的观点。王璞对疏勒河流域甘肃境内古烽燧进行了分析,李硕确定敦煌汉简中的大煎都侯障位置,魏坚、任冠认为楼兰LE古城的下层为西汉晚期,上层的年代可能已进入西晋。

秦汉简牍

1帝陵

印章、封泥

器铭

王巍指出秦始皇统一中国和在全国建立驰道、郡县,为西汉武帝时期张骞通西域奠定了基础,而张骞通西域,并非丝绸之路的开始,而是开启了古代东方与西方交流的新时代。即由零星的、断续的、小规模的民间交流转变为大规模的、持续的、官民结合的交流,对于促进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版》1月12日)。吴春明在梳理“丝绸之路”的概念的来源和形成过程后指出,其在提出之初有着必然的时代局限性,而早年考古资料的缺环和跨时空比较研究的不足及传统史学思维的惯性等都制约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深入探索,指出要重视域外世界自史前以来即已相继传入并深刻影响古代中国的诸经济、技术、思想、文化因素及从古代海外“诸蕃”登陆融合到近代西方传教士的活动等外来文化传播的研究,杨巨平指出丝绸之路和希腊化文明二者之间的联系却没有得到国内外学界应有的重视,没有把丝绸之路的开通、发展与希腊化世界的建立联系起来,没有把丝路重镇、丝路钱币与丝路宗教艺术与希腊化文明的遗产联系起来,没有意识到中希两大文明的接触早在公元前后就已经通过丝绸之路得以实现[《北京师范大学学报》6期],杨静以在中国出土的外来玻璃以及受到西方玻璃工艺制作影响的玻璃制品为出发点,阐述了中西方的文化交流状况。

卢兆荫讨论了汉代玉文化的传承与创新问题,徐琳指出西汉中期以后儒家思想对用玉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尚如春、滕铭予分析了汉墓中出土玉石猪的类型和分期,探讨了其多样化的功能和分布情况,韩茗在对汉代牙形玉器做出类型学分析后,探讨了其风格演变和地域性特征,洪石系统梳理了汉代镶嵌宝石漆器的发现情况后,分析了宝石镶嵌的工艺和特征;张闻捷分析了南越王墓的用鼎制度,认为文帝在礼器使用上存在以九为节的原则,而墓志布局则似有前朝后寝的格局;朱笛系统收集汉代雁足铜灯的考古资料后认为,用雁足隐含着太阳崇拜的思想;苏奎探讨了不同类型汉代羽人乘兽熏炉的时代特征和生产流通情况;梁斌分析了国家博物馆新入藏的东汉永寿元年环首钢剑后指出,其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灌钢制品(《汉代陵墓考古与汉文化》),石宁对西汉的仓、李曼丽对汉代的熏炉和熏香进行了分析(《汉阳陵与汉文化》3期)。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系统整理了“12·29”案件追缴的西汉长沙王陵出土漆器,并制作漆器文字编(《西汉长沙王陵出土漆器辑录》)。

陵墓

墓葬

3长城与边城

王文静以1990~2010年出土或首次公布的战国有铭秦兵器为研究对象,梳理出战国秦兵器的类型与监造体系和秦文字特征[《长江大学学报》8期]。韩建武考释了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16件有铭铜器、银器,指出高陵君鼎为第一件秦国纪年铜容器(《西部考古》12期)。张天恩在主编出版的《陕西金文集成》中,第一次全面收集了收藏于陕西各地文博单位的秦汉铜器,不少青铜器器形铭文为首次刊布(《陕西金文集成》,三秦出版社)。刘瑞梳理了学者对汉长安城未央宫出土骨签性质和用途的研究情况(《汉代陵墓考古与汉文化》)。钱彦惠从大云山汉墓出土器铭出发,认为西汉前期诸侯国所用器物的生产机构既有专设府库,又有中央工官;西汉中期诸侯国在府库自造器的同时出现郡国工官;西汉晚期府库生产器物的情况基本消失,诸侯用器多转由铜官或工官制造。潘天波考释了长沙望城庙坡山汉墓出土漆器上的相关文字(《中国书法》22期)。李零在介绍国家博物馆藏战国干支仪的用法后,梳理了秦汉干支筹等类器物的出土和使用情况(《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5期)。李宝才介绍了法国发现的与伯希和有关的1件鸟篆文铜壶,指出其当为西汉中期铸造,曹锦炎、李则斌释读了江苏盱眙西汉江都王墓出土的越国鸟虫书錞于文字。

陈博在对汉代城市进行分区、分级工作的基础上,尝试复原汉帝国的城市体系,并对帝国中心区及南北边疆地区进行比较后,归纳了不同地区城市与城市体系的共性特点和区域特征,考察了不同区域城市选址的差异,不同地点城市组成的特点,并以等级—规模分析为基础进行了人口分布与城市化程度的探讨,从新的视角观察了早期帝国及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从中心到边疆——汉帝国城市与城市体系的考古学研究》)。

1东北地区

2其他墓葬

边疆地区

陈苏镇据文献记载指出,秦汉皇宫中称作“某某殿”的建筑应由殿、室、房、厢、阶、庭等组成,其中殿是最大最重要的空间,殿建于台基之上,南有东西两阶,室位于殿北正中,有户、牖与殿相通,室两侧有房,堂两侧有箱。左房向北敞开,有阶。两厢分别向东西敞开,亦有阶。殿前有内外两庭院。内院称庭或中庭,庭前有门,其外有大门(《中国史研究》3期)。刘振东梳理了长安城郊区建筑的文献和考古资料,提出汉长安城与郊存在内在联系,礼制建筑及墓葬都分布在城郊,而随着长安城的发展,城内设施亦外溢到郊,逐渐出现城郊一体的倾向(《考古与文物》5期)。晏新志对建章宫太液池出土石鱼和文献所载昆明池内石鲸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张建峰系统梳理了汉长安城地区城市水利考古的发现,并参考历史地理和城市水利学成果,第一次从考古角度将之前零散的水利考古发现,组织起来开展城市水利研究,探讨不同时期城市水利建设的特点和规律,分析城市水利与自然、社会的辩证关系(《汉长安城地区城市水利设施和水利系统的考古学研究》)。

刘云华介绍了山东威海不夜村遗址出土东周至汉代瓦当,陈鸿钧梳理了广东出土的东汉铭文砖,闫璘介绍了青海平安县石家营买墓地出土的汉砖。王森从造型艺术的角度出发,从造型样式、艺术特征及审美源流等方面对汉代凤鸟纹瓦当的造型艺术语言进行了分析。

基于多年积累的大量汉墓资料,综合研究不断深化。宋蓉在将关东分为东西部的基础上,进一步选择不同层面、不同程度的标准进行分区,据不同类型墓葬文化因素构成和墓葬规模变化,探讨了政治因素对不同阶层的影响,揭示出各区汉代考古学文化的发展格局和郡国分治问题(《汉代郡国分治的考古学观察——以关东地区汉代墓葬为中心》)。蒋璐在将北方地区汉墓分为六期后,根据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组合等的差异,归纳了相关地区不同阶段的发展特点,并对北方地区汉代居民构成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北方地区汉墓的考古学研究》)。

(本文电子版由编者提供 原文刊于《中国考古学年鉴2017》)

仲雨、闫勇从结构和画像分析出发,认为胶东石椁墓是从鲁中南发展而来(《文物春秋》5、6期),索德浩、谢林从汉代石阙上画像的配置出发,认为存在川东和川西两种类型(《汉代陵墓考古与汉文化》)。赵元考证了吕梁左表墓的汉画像石题铭[《浙江师范大学学报》3期],杨爱国梳理了山东长清孝堂山郭氏墓石祠的认识和传播过程(《社会科学战线》9期),陈文利从类型、雕刻手法、地域特点等方面开展了许昌画像石铺首衔环的图像研究,朱浒梳理汉代大象图像后提出,象题材画像石同骆驼题材伴生较多,也有与人物的复杂组合,并逐渐形成“胡人—象”模式,其在传递祥瑞观念的同时表现了汉人对其佛教的认识(《故宫博物院院刊》6期),杨孝鸿认为画像石中的泗水捞鼎体现了汉代祠堂画像借用公众舆论的手段以获得丧家最大利益并博取声誉为仕途奠定基础的功用,同时表达了对长生不老的向往[《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期],杨赫、杨孝军提出树的画像所反映的是汉代的民间宗教信仰,表示死者已经进入另一个世界且在仙界重种生命树,可以长生,王志刚、臧之筠认为树纹是一种独特的民族艺术表现语言,郑红莉整理了各地发现的荆轲刺秦的图像,指出该图像既见于宗祠庙堂、阁楼门阙,又见于幽冥石室,其既反映了儒家崇尚的忠义孝勇社会思想,也是汉代社会盛行血族复仇行为的折射(《考古与文物》3期),认为白家山“交战图”描述的是汉平南匈奴的战争场面,是对汉北方边郡汉匈关系即胡汉战争的写照,曾磊认为过去称为酿酒的画像砖体现的实是酒肆,画像砖中的“羊”“酒”组合与汉代文献中多见的“羊酒”有关,酒肆前的平台乃用于沥酒的设备。

晏昌贵根据对天水放马滩木版地图的重新照相时发现“北方”而确定的地图上南下北方位,对地图内容进行了重新复原、释读,并提出了其所表现的今地域范围,认为其主要表示东柯河、永川河及永宁河上游的花庙河,其地域范围东西约40千米、南北约50千米,计2000平方千米,该地图绘制早于墓葬下葬,在公元前300年前后,其为墓主生前使用地图,各图反映地域的大小或系墓主生前职掌地域范围变化之故,郑威依据新公布简文论证认为新武陵当为洞庭郡治。陈松长释读了岳麓秦简中出现的几个令名,李国强确定了先农的田祖原型及其与其他农业神的整合过程,区分了先秦时代十月腊祭和十二月蜡祭的功能特征,指出周家台祠先农简中的禾、黍均源于北方粟作农业,与楚地稻作农业无关,楚地先农祭是秦人强权文化一统天下和秦人国家宗教征服楚地信仰的见证(《中国文化研究》2期),史达认为岳麓书院藏秦简《质日》的四枚漏简应附于《廿七年质日》末尾,为一名叫“爽”的小吏的履历,而“爽”可能是曾任江陵县丞的《质日》拥有者的下属[《湖南大学学报》4期],沈刚认为秦简中的吏仆与吏养分指驾车和炊事人员,其来自徒隶而偶有戍卒,有特殊技能工匠不能任吏仆。李洪财认为岳麓秦简中的从人是一种“级别较高”的特殊犯人,可能就是传世文献中记载的主张合纵反秦的人,并对秦的从人管理进行了考察,周海锋从新出秦简中的礼俗分析出发,认为秦代对礼俗的重视反映其治国是礼、法并行而非唯法是从(《中国文化研究》2期),杨艳辉、张显成提出简帛文献整理应组建文史兼备的专家库以减少释读欠妥的现象,并制定文字隶定和释读标注的体例,以防释文标注不严,并应辨明文献文句的层次,厘清句间逻辑,以防释文标点不当[《南通大学学报》4期]。

兰德省等人对秦俑一号坑第三次发掘新出的陶文进行了分析,认为存在部分新征调来的地方民营或市亭制陶作坊的陶工(《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6》)。顾翔从秦陶文出发探讨了秦文字的隶变和秦统一后的书同文问题。

3丝绸之路

2西北地区

《汉代陵墓考古与汉文化》是2016年度出版的一部重要秦汉考古论文集,其精选收录了2014年在江苏徐州召开同名国际会议上学者所提交的有关汉代帝陵、诸侯王墓、列侯墓、土墩墓、汉代文物等方面的论文40篇,集中探讨了汉代陵墓考古的各个方面,是汉代陵墓考古的一部专题文集,有关论述既是对以往成果的总结,同时也为今后相关工作的开展提供了重要参考。《浙江汉墓》、《新郑坡赵一号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2013年合浦汉晋墓发掘报告》、《益阳罗家嘴楚汉墓葬》、《双龙机床厂墓群发掘报告》、《鲁山杨南遗址》、《临泽沙河汉晋墓葬》、《长沙考古文存》、《长沙古城址考古发现与研究》、《西汉长沙王陵出土漆器辑录》等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与研究》、《地下长安》、《秦文化之考古学研究》、《礼仪与秩序——秦始皇帝陵研究》、《秦漆器研究》、《西周至汉晋时期中国外来珠饰研究》、《汉代郡国分治的考古学观察——以关东地区汉代墓葬为中心》、《从中心到边疆——汉帝国城市与城市体系的考古学研究》、《汉代服饰的考古学研究》、《汉长安城地区城市水利设施和水利系统的考古学研究》、《北方地区汉墓的考古学研究》等研究专著的出版,不断推动着秦汉考古研究向前发展。

二汉代考古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公布的中方竹子园战国至西汉墓葬虽仅11座,但发掘者指出其仅是大墓区中最晚的一个小墓区,通过其与整个墓区的对比,可见沅水上游地区战国晚期到汉代早期的墓葬演变(《湖南考古辑刊》12辑)。张翔宇指出河南淇县大马庄汉墓具有明显的豫北地区汉墓特征(《汉阳陵与汉文化》3期),吕健、林益华以徐州万达M6为中心考察了汉代权厝与祔葬的关系;林俊雄认为前斯基泰—匈奴墓葬其与当时帝陵的相似性要远远多于其与以前游牧贵族墓葬的相似性;刘兴林在梳理资料后对汉代墓葬封土的情况进行了总结,认为在西汉晚期封土墓得到大的发展(《汉代陵墓考古与汉文化》)。

刘庆柱、李毓芳系统梳理了秦咸阳城的历史与考古发现,指出咸阳宫一号宫殿并不具备门阙或门的功能,也不是大朝正殿,二号建筑为宫城中处理政务的重要建筑,它们均始建于战国中期,宫城东西发现的建筑遗址与六国宫室有关。并在系统分析渭南宫庙建筑分布时指出,在渭北咸阳宫之南存在渭南宫区,秦咸阳南北宫对西汉长安城有直接影响,渭南上林苑当基本建成在战国晚期(《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与研究》)。

索德浩认为成都老官山M1的墓主为关东豪族景氏。刘翔宇、谢涛认为成都老官山M3和绵阳双包山M2的墓主为汉代的楚地移民,陈立柱认为巢湖放王岗M1的墓主为文献中的荆州刺史柯(《巢湖学院学报》4期)。

耿庆刚根据最近资料判断西安韩森寨秦墓的墓主当为秦昭襄王悼太子之墓,王望生在介绍西安一座中型偏小秦墓后,从该葬器物中陶罐置于耳室,陶蒜头壶、茧形壶、鼎和盒分置棺前外两角,陶博局、骨棋子和铜镜均置于棺内前部的位置出发,认为铜镜和陶博具是墓主生前常用物(《秦汉研究》10期)。

徐勇捷分析了战国半两钱的类型后对相关类型钱币的生产进行了探讨,赵路花对战国半两钱的钱文演变规律进行了分析,认为半两钱钱文经历了从篆书之风到隶书之意,松散之姿到规整之态的转变。陈伟武指出秦简《金布律》“择行钱、布”之“择”当读为“释”,训为“舍弃”,《金布律》和《钱律》的类似律文是对市场流通货币的规范管理,禁止使用盗铸钱和伪劣布币及黄金。《金布律》无惩处盗铸钱犯罪律文[《中山大学学报》2期]。张虎安认为汉武帝白金三品应是借鉴当时大夏以银为钱币制形状的产物,认为目前所见“希腊文铅饼”等是内需用品的废弃品或防治品(《秦汉研究》10期),孔茜报道了扬州市考古所发掘的外文铅饼(《扬州日报》11月8日),姜宝莲、赵强梳理国内出土的类似铅饼后指出,其当为汉武帝时期铸造的白金三品,龙纹币形状圆形鼓面,象征天,为当时“盖天说”的模仿,“少”字代表了铸币最高的管理机构少府,而龙纹币上铸造的一圈符号乃是二十八宿的星相符号(《中国文物报》12月13日),胡永祥、沈军民介绍了宁夏固原出土一枚汉代五铢压胜钱。

王睿在整理了浙江东周至汉晋时期龙窑的资料后指出,从春秋战国、汉代、三国至两晋,龙窑倾斜度虽然不断变化,但总体符合窑头倾斜度大而窑尾倾斜度小的规律(《汉代陵墓考古与汉文化》)。许卫红等报道了咸阳张闫遗址发掘的5座东汉陶窑,李继鹏报道了在孟津发现的窑址,判断其出土物与朱仓东汉陵园遗址出土建筑构件可对应,分析其当为东汉帝陵及陵园建材产地(《中国文物报》1月29日)。

碑刻

从研究方法上,刘道广提出,在汉画像石的研究中无须强纳现代西方美术史的纪念碑性分析,也不必把中国美术史研究的背景资料改换为“图像学”的“图像志”,研究应从数据实验开始,不能以概念交换来代替学术研究[《东南大学学报》5期]。王煜系统梳理了汉代的牛郎织女图像,认为将牵牛、织女刻画在墓顶或棺顶表现天阙、天门,希望墓主能像牵牛、织女一样或得到主事者牵牛、织女的帮助,顺利过天关、越天梁、渡天河,进入天阙、天门而升天成仙,姜生认为汉墓画像用图像化语言保存了阴阳合气、龙虎交媾结精成丹信仰和仪轨,是东汉《老子想尔注》以墓室为“炼形之宫”进行死后“太阴炼形”结精不死、《周易参同契》论龙虎交媾之术以求尸解成仙的信仰的根据,因此判断《参同契》原本和丹田学说在东汉形成有时代信仰的根据。

多部大型专题墓葬报告的出版,使得一般墓葬在2016年度公布的数量和分布范围都出现历年少见的景象。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公布了合浦发掘的15座西汉晚期墓、47座东汉墓的全部资料,其发现的西汉晚期卷棚顶陶仓甚为重要,作者将汉墓与三国墓、晋墓一起公布的形式,将该区域墓葬发展的情况清晰展现出来(《2009—2013年合浦汉晋墓发掘报告》)。河南省考古研究院公布了新郑坡赵M1相关资料,判断该墓墓主为东汉晚期两千石,清理过程中发现的多次开启行为和毁墓行为不多见(《新郑坡赵一号墓》)。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公布了益阳发掘的92座战国晚期至西汉早中期的墓葬资料,并进行出土随葬品组合的类型学研究,虽发掘者已指出这批墓葬的墓主均为平民,但据之建立的区域墓葬和器物发展的演变认识,对更大范围秦汉考古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益阳罗家嘴楚汉墓葬》)。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公布了双龙机床厂清理的863座战国至两汉时期的墓葬资料,根据十二类陶器进行了墓葬分组,将墓葬分为七期十三段,构建起精细的区域墓葬及相关器物的考古学编年(《双龙机床厂墓群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系统整理了浙江省历年发掘的770座汉墓资料,对墓地类型、朝向、墓葬形制、结构、葬具、葬俗等进行了分类总结,在将相关墓葬分为6期12个段后,分区域进行了文化因素的研究,构建起了全新的浙江地区汉墓区域发展编年。

2诸侯王陵

不过虽然如此,杂志、集刊依然是一般墓葬报道的主体。陕西蒲城清理秦或汉初墓葬3座(《考古与文物》5期),广西合浦清理秦至西汉早期、西汉中期的多墓土墩各1个,湖南中方发掘战国晚期到西汉早期墓葬11座(《湖南考古集刊》12辑),新疆哈密巴里坤发掘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墓葬1座,陕西西安阎良栎阳城遗址发掘31座汉代墓葬,咸阳崔家村发掘2座西汉中晚期墓,判断与平陵邑有关,河南郑州发掘西汉晚期墓葬1座,宜阳马窑村发掘汉墓1座(《洛阳考古》12期),江苏镇江龙泉村发掘西汉中期家族墓葬10座,应为一处家族墓地,安徽肥东小黄村发掘西汉晚期墓葬1座,山东济南魏家庄发掘汉墓95座,辽宁盖州光荣村发掘西汉中晚期墓葬1座(《博物馆研究》4期),江苏扬州清理西汉晚期到东汉早期墓葬23座(《中国文物报》6月3日),湖北荆州清理西汉中晚期墓葬3座,湖北荆州发掘西汉晚期墓10座、东汉早期墓3座。

曹发展、闫华军指出原释为“东织寝官”的汉阳陵出土印章当读为“东织染官”。刘乐贤认为秦封泥中的“奴盧”当读为“若盧”,王辉释读了秦封泥中与府有关的10枚封泥(《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王伟指出从高频字特殊写法和印面布局上可以进行秦印章封泥的断代,认为鱼纽是南越国官印特色,是秦印在岭南的发展,属秦印分支(《考古与文物》2期),谷丽芬、王爽从“临屯太守章”封泥出发,判断邰集屯小荒地方城可能为汉辽西郡郡治,杨勇对云贵高原的汉代印章做了集中梳理,指出云贵高原出土的汉代印章埋葬在汉武帝“开西南夷”之后,此前云贵高原土著族群可能不使用印章,印章在当地的出现是汉朝册封制与郡县制及内地人口迁入和中原文化传播的结果,朱晨、吴红松对两枚秦封泥私印文字进行了考释。

《长沙尚德街东汉简牍》、《肩水金关汉简、《居延汉简》(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在《出土文献研究》、《出土文献》、《简帛研究》、《简帛》、《简牍学研究》等辑刊中,既刊布了新资料,更刊发了大量研究成果。

韩维龙在河南鲁山杨南遗址报告中系统报道遗址发掘的房屋、水井、灰坑等汉代遗存,该处还发现判断为烧制板瓦、筒瓦和井圈并兼烧陶罐、陶盆的西汉末年到东汉初的陶窑作坊。刘尊志分析了秦汉时期一般庭院的内容和房屋布局(《汉阳陵与汉文化》3期),赵德云提出汉代基层聚落研究应包括的相关内容(《汉代陵墓考古与汉文化》)。刘海旺对河南发现的汉代聚落遗址进行梳理后认为,以县城为中心,聚落分布较密集,聚落规模、等级有明显差异,指出一户一井是汉代聚落的最明显特征,认为中原地区汉代聚落可代表汉代聚落的最高水平

墓主问题是诸侯王陵墓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李银德在梳理徐州汉代诸侯王陵、列侯墓葬的文献和考古资料后指出,徐州早期4处楚王墓的墓主问题的解决或已不远(《汉代陵墓考古与汉文化》),邱永生、刘照建认为狮子山楚王墓墓主为楚元王刘交(《汉阳陵与汉文化》3期),宗时珍认为驮篮山汉墓和东洞山汉墓墓主分别为有谋反行为的楚王刘戌和刘延寿夫妇,余国江认为仪征团山汉墓墓主为诸侯王妻妾,庙山汉墓墓主为吴王刘濞之妻而非刘濞(《秦汉研究》10期),赵晓华认为风盘岭汉墓墓主以长沙戴王王后的可能性最大,指出吴氏长沙国王陵主要围绕岳麓山分布,刘氏长沙国王主要围绕谷山分布(《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8期),吕健从出土封泥复原着手,判断巨野红土山汉墓的墓主当为山阳哀王刘定。

许卫红、苏庆元根据秦都咸阳城遗址功能区的分布,认为咸阳的西界不在长陵火车站,后根据该区瓮棺差异,并据夯土建筑、水井、排水管道的分布,提出咸阳西界的南段点应在长陵车站长兴村西不远处,据2014年勘探所获冶家台秦道路、宫殿区以北沟渠遗迹等材料,推断北段点在海拔420米左右的黄家沟与路家坡之间。肖建一根据秦墓分布规律,认为秦咸阳若有外郭城,则其应在南北长约14.6千米、东西宽约6.8千米的范围之内,长宽比近秦始皇陵内外城垣比例,或为秦始皇时期修建(《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6》)。

吴小平、李冀源认为云南个旧黑蚂井墓地应为西汉晚期到东汉早期的句町贵族墓地。杨勇对云贵高原西南夷文化中的铜釜做了系统整理,对不同类型铜釜的流行时间做出总结,并据此对人群流动、文化传播等问题提出了新意见(《汉代陵墓考古与汉文化》)。何志国认为见于《后汉书》和张衡《西京赋》等记载的东汉外来杂技幻术,可能由游方僧人从印度经蜀身毒道而非西域道传入,同时还带来中国最早的佛像,杂技幻术从西南地区先后传入中原和江南,成为南北朝佛教活动的重要内容。肖明华、排禄仙整理了西南地区汉代及其前后出土的海贝资料,结合民族志调查资料,认为西南地区出土的海贝应通过南方丝绸之路而来自印度一带(《汉代陵墓考古与汉文化》)。苏奎指出云南江川李家山出土的汉代雕花铜板饰应为新莽时期的龙首方形铜器——锉,是汉文化在当地传播的又一例证(《中华文化论坛》1期)。

刘庆柱在1988年初版《长安春秋》的基础上,根据近三十年来不断增加的考古资料和研究成果,从汉长安城营建、形制、布局,到宫殿、离宫、礼制建筑、陵墓陵邑、治安管理、文化交流、经济、文化面貌等方面,对汉长安城进行了全新而系统的阐释。刘庆柱、李毓芳系统梳理了汉长安城考古发现,指出汉长安城的形制继承了先秦宫城崇方的传统,对后世建筑产生了重要影响,而长安城中多宫城的“亚宫城”体现了古代帝国时代初期的政治历史特点(《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与研究》)。黄留珠指出汉长安城城墙形状为“斗城”的认识为附会之说,刘振东认为文献中的“长安市”特指长安东市(《汉阳陵与汉文化》3期)。

砖铭、瓦当

5画像石墓与画像石墓研究

段清波探讨了秦汉帝陵外藏系统与中央集权制度的关系,张文江、关欣认为,之前判断为秦始皇祖母夏太后的神禾原大墓墓主应是汉代恭哀许后(《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6》),杨武站认为西汉皇后在帝陵中的埋葬位置虽有制度,但与其去世时的身份有直接关系,胡小玉认为汉阳陵的墓葬系统具有内在的系统性构建,朱晨露认为傅皇后墓园应当是哀帝为董贤预做的“寿墓”(《考古与文物》2期),梁安和认为西汉帝陵不存在宗庙祭祀排序中的昭穆制度(《秦汉研究》10期),丁岩认为西汉帝陵的位置选择与血统有一定关联(《汉阳陵与汉文化》3期),刘卫鹏认为汉武帝茂陵的位置正处于关中通往西北两条大道交叉之处,与设置在东南的粮仓和细柳营遥相对应,组成了长安城西北的重要屏障(《汉阳陵与汉文化》3期),徐卫民对秦汉帝陵制度与社会问题、闫华军对帝陵陵邑问题、胡小玉对汉阳陵墓主系统的象征性问题进行了研究(《汉阳陵与汉文化》3期),王子今注意到了汉阳陵外藏坑出土食物中的海产品问题(《汉阳陵与汉文化》3期)。陈静、罗瑾鑫分别对汉代和两汉帝陵的演变做了新探索(《汉代陵墓考古与汉文化》)。

常德生对河南驻马店发现的永初七年“请雨铭”石刻进行了录文考订,么乃亮、赵楠介绍了东汉魏郡残碑立于东汉延熹至建安之间,可能为冀州土人所立,陈世庆释读出《开母阙铭》中“洪”字,景宏波认为芮城博物馆收藏的“汉大阳檀道界”摩崖当为西汉所刻。胡广悦、孙坤对汉代碑刻研究的现状进行了梳理,任小行介绍了山东金乡出土的禳盗刻石(《中国文物报》11月15日)。

王子今指出西汉上郡武库位置险要应与上郡地处北边防线居中位置有关,其虽距前沿有一定距离,但可通过秦直道完成作用的实现(《秦汉研究》10期)。潘玲就战国晚期至西汉中期中国北方与欧亚草原之间的文化交流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张骞出使西域应该是中国北方与欧亚草原文化交流的再次回复而非凿空(《汉代陵墓考古与汉文化》)。夏凡以丝绸之路的宗教艺术为视野,对新疆有品乐器的渊源、发展及其与宗教艺术的关联进行了研究(《世界宗教文化》3期)。

王意乐、徐长青、杨军介绍了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孔子衣镜,徐龙国指出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砝码是日常用具,可以用来称量黄金、贵重药材、进口香料、金银器及部分珍贵铜器等器物(《中国文物报》11月4日),戴自强、李君从刘贺墓出土钱币出发,认为西汉的马蹄金、麟趾金有不同的制作和用途与性质,闫璘报道了青海海晏县西海郡故城发现的新莽钱范,邵凤芝、李文龙报道了河北大学博物馆所藏的秦两诏铜权,高成林以海昏侯墓出土早期器物为契机,系统梳理了汉墓中出土的“古董”和相关含义,韦正探讨了海昏侯墓出土马饰(《江西省博物馆集刊》7期)。李云河从汉阳陵陵邑汉墓出土陶器的观察出发,指出汉代陶器纹饰制造中使用了滚筒滚压纹饰(《古代文明研究通讯》)。张世轩对战国至汉代漆木虎子的器形、制作工艺、用途及命名等问题进行了探讨,郭强认为新乡吕村、大官庄东汉墓中陶俑当为胡僧(《西部考古》12期)。刘超在对汉代女兵俑分析后讨论了汉代女子兵战的问题(《汉代陵墓考古与汉文化》),潘攀认为汉代的有角神兽是汉文化信仰中常见的造神方式的产物,其“角”的神异性背后有着复杂的意图(《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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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靖边杨桥畔渠树壕发掘的东汉壁画墓中首次见到了星形、星数、图像、题名四要素俱全的天文图,为二十八宿尤其是中外星官的研究提供了科学依据(《中国重要考古发现2015》),李龙斌等介绍了辽宁辽阳发现的东汉壁画墓,判断其可能是公孙氏墓葬,内蒙古鄂尔多斯发现东汉壁画墓(《中国文物报》9月13日)。黄佩贤对汉代墓室画像研究进行了综述(《汉代陵墓考古与汉文化》)。李林开展了辽东地区汉魏壁画墓的分区与分期研究(《中国汉画研究》5卷),张媛媛认为望都一号汉墓的壁画布局反映了汉代郡国行政架构,昭示出墓主的显赫地位,展现了墓主勤勉工作和人们对他的爱戴(《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期)。

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等公布了广西合浦草鞋村城址、大浪古城的考古资料,其中草鞋村城址面积甚大,发掘者判断为汉合浦郡的郡治所在。该城址发现的手工业作坊等遗存,在汉代考古及窑址考古中罕见,是研究中原制瓦技术南传及汉代官营手工业制度的新资料。汪勃梳理了广陵城文献和考古资料,指出在扬州蜀岗上发现了汉广陵城即吴王刘濞城,其平面形状与长安城近似,是汉初诸侯王比制京师的特例(《汉代陵墓考古与汉文化》)。黄朴华整理长沙古城址的考古资料,回答了长沙城位置、规格、地位的演变及相关问题(《长沙古城址考古发现与研究》),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伊川县徐阳村开展墓葬发掘的过程中,在顺阳河上游量大支流的夹河地带,发现一座初步判断为两汉陆浑县城的城址(《2015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公布了益阳兔子山遗址九号井的发掘资料,并介绍了勘探发现水井所在的铁铺岭城址规模,判断其为益阳县城,并指出水井凿于楚,秦代沿用,井内堆积中不见汉代遗物,井中出土的大量建筑材料和器物对构建湖南秦代考古遗物序列具有重要价值(《湖南考古辑刊》12辑)。原丰、李永乐在罗列徐州所知汉代城址后,重点介绍了石户城、司吾城、湖陵城和彭城四座工作开展较多的城址的相关情况(《汉代陵墓考古与汉文化》)。阮浩波等研究了毛乌素沙地31座汉代古城遗址的分布与地理环境间的关系。云南普宁在石寨山文化的核心地区发现西汉中晚期遗存(《中国重要考古发现2015》)。

吴小平、蒋璐从考古类型学和文化因素着手分析了长江中游汉墓出土瓷器,分析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岭南因素、江东因素、长江中游因素三类瓷器的分布和传播,刘章泽指出四川什邡出土的骰子是印度传入的骰子与中国原有的六博投琼和樗蒲“五木”结合的产物,杨爱国将汉墓中发现的屏风分为三类,指出其明器和生器的差异,指出不同位置的屏风代表了不同的含义,王煜等从雅安卢山汉墓出土的摇钱树座的图像判断其当为昆仑山的表现,与其上钱树构成了昆仑——建木的登天组合(《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5期),路懿菡、郭梅认为定州三盘山汉墓出土错金银青铜伞挺纹饰既表达出汉人对死后灵魂升入仙境的渴望,也展现出汉人心目中对仙境的想象和向往。

陈洪梳理秦墓资料后指出,嬴秦贵族多用直肢葬、平民多用屈肢葬的葬式与社会等级之间的关系,只延续到春秋战国之交,到战国早、中期后,在变法革新削弱旧传统势力的内因,和外来移民将平民直肢葬带入关中秦地外因的共同作用下,小型墓中直肢葬大量增加,秦人葬式的等级色彩逐渐消失(《考古与文物》2期)。该文发表后,陈洪更进一步全面梳理了春秋、战国秦和统一秦在渭水、江汉地区的秦墓,重构出土铜器、陶器编年及分期,对秦墓头向问题再做分析,进一步探讨了葬式与社会等级间关系,从考古学上具体而微地阐释了秦人的统一化、秦文化的日益强大化的过程(《秦文化之考古学研究》)。

耿建军分析了徐州汉代采石遗址后指出,该遗址主要开凿两种石料,即小长山开采石板和云龙山开采塞石(《汉代陵墓考古与汉文化》)。

秦汉时期考古澳门新葡新京。6窑址

3其他墓葬

内蒙古伊金霍洛旗清理西汉中晚期到东汉初期的墓葬6座,辽宁营口发掘两汉之交墓葬4座,甘肃环县清理新莽至东汉初期墓葬2座(《考古与文物》2期),河南登封发掘东汉早期墓葬1座(《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2期),湖北郧县清理西汉中晚期至东汉早中期墓1座、新莽至东汉早中期墓1座,山西太原发掘东汉中晚期墓1座,河南孟津发掘7座东汉晚期墓,孟津卅里铺发掘2座大型东汉晚期墓,发掘者判断其与大汉冢帝陵陵园无关,为晚期迁到该地的墓葬,河南淅川发掘东汉中期或略晚墓葬21座,河南洛阳瞿家屯发掘东汉中晚期墓葬1座,河南淅川马岭发掘33座从新莽至东汉晚期墓,广东徐闻凸仔岭发掘1座东汉后期墓,辽宁鞍山调军台发掘东汉晚期墓葬13座,湖南郴州清理东汉晚期墓1座,陕西西安发掘东汉中期、东汉末年墓葬各1座,江西南昌清理东汉晚期墓葬1座,甘肃临泽清理东汉晚期至曹魏时期墓葬5座(《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4期),四川乐山发现东汉晚期至蜀汉时期大型崖墓1座,北京大兴三合庄清理东汉墓9座(《中国重要考古发现2015》),江苏淮安清理从西汉早期到东汉时期位于同一土墩下的墓葬97座,湖南长沙清理东汉墓葬2座,北京丰台石榴庄清理汉墓2座(《北京文博文丛》2期),重庆巫山清理东汉墓10座,新疆和硕清理东汉墓4座,西安临潼北庄发掘7座东汉墓葬。

杨军、王楚宁、徐长青报道了海昏侯墓出土的《论语·知道》的相关内容,张存良、巨虹介绍了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斯坦因所获汉文简牍未刊部分的相关内容。张瑛从河西汉简中择取“律”性质较明确或自称“律”条文25条,参考睡虎地秦律和张家山汉律,对其内容、属性判断后确定共涉及《汉律》12种[《西北师范大学学报》4期],黄艳萍探讨了《肩水金关汉简》中所见“燧”的命名原则,焦天然提出作为新莽简判定标准的“”“二十”“三十”“十”等数字的使用始于始建国初年,终于地皇四年新朝结束,“桼”与“斛”不能单独作为新莽时期的断代标准(《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1期),张丽萍、张显成从语义、语音上判断西北汉简中的“慈其”为文献中的“席萁”,为今天所说芨芨草,李婧嵘认为《二年律令》应由三位书手书写完成,其中一位书手书写半数以上简文,其他两位为辅助书手(《湖南大学学报,秦进才、李艳舒指出海曲汉简“天汉二年城阳十一年”简目前所知上书皇帝年号纪年、下书诸侯王纪年的最早证据,其“城阳十一年”为城阳惠王刘武纪年,杨安结合残存在竹简上的细节以及与传世文献,对银雀山汉简中的“八风图”进行重新复原和研究(《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期),范常喜指出马王堆汉墓遣册原释的“白羮”当为“甘羹”,是用枣、栗、饴、蜜等甘物调和而成的甜羹。

赵德云在将西周至汉晋之间的十三类珠饰进行系统收集后,对它们的来源和传播、形态和功能变化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通过外来珠饰的传播探讨了欧亚大陆中西文化交流的阶段性特征(《西周至汉晋时期中国外来珠饰研究》)。徐蕊对汉代服饰的文献和考古资料进行了认真的梳理,并分别对男性、女性服饰进行了类型学研究,在考察了汉代服饰与礼制的关系后,对汉代服饰的发展和变化做出研究,并将其放在世界范围内与罗马附近开展对比(《汉代服饰的考古学研究》)。

近年来秦始皇陵的考古工作一直有序进行,《2014年秦陵地区山形水系调查简报》和《秦始皇帝陵陵区K1401陪葬坑勘探简报》就分别是宏观陵园分布和微观陪葬坑勘探工作的重要成果(《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6》)。在进行了艰苦而卓越的调查之后,在摸清了秦始皇陵所在的骊山山系和渭河南线直流的关系、梳理了早期遗址与河流后,认为在秦始皇陵选址营建之时就已经注意到了骊山山形和水系的关系。这项广泛采取聚落、景观考古概念方法而开展的调查,对于解决秦始皇陵的范围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K1401是2014年在秦始皇陵陵区勘探中的重要发现,其与秦始皇陵兵马俑、动物坑等陪葬坑一样,均位于传统认为的外陵园墙之外,且是目前为止距离陵园最近的一座陪葬坑,对于秦始皇陵陵园布局的研究,对于探寻更多的陪葬坑具有重要的标识意义。作为多年工作的总结,张卫星根据近年来秦始皇陵的考古资料,对秦始皇陵墓的墓道、封土、门阙、陵寝、附葬墓、陪葬坑、陵邑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考察,揭示其空间变化,并进而揭示秦始皇“天下观”,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新见(《礼仪与秩序——秦始皇帝陵研究》)。吕劲松认为秦始皇时期是历史上骨器生产和使用的最后一个高峰,王瑄对秦俑高级军吏俑的甲衣进行了更加细致的复原研究(《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25期、《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6》),张卫星认为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弓弩是明器化的产物(《汉阳陵与汉文化》3期)。武丽娜认为秦始皇陵内城勘探的北侧十排院落式建筑为“天子六寝”与“后六宫”的象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6》)。

秦都之外秦人墓,虽多是零星发现,但伴随着资料的发表和对时代判断的不断提高,学者对秦人统一步伐的认识在继续加深。杨哲峰在《苏州木渎古城2011—2014年考古报告》发表后指出,合丰M80出土的泥质灰陶大口罐在江东地区为外来文化,年代上晚于同墓共存的印纹硬陶瓿,同类罐最初流行于关中地区战国秦墓。后随着秦国东扩而向关东传播,过去见于三门峡、襄樊、荆州等地战国晚期至秦统一时期秦墓,有的甚至延续至西汉早期,因此合丰M80的时代应在秦灭楚并占领江东之后,为秦墓(《中国文物报》8月26日)。曹洋认为习称为秦人墓的侯马围沟墓的围沟内人骨应并非殉人。河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等刊布了淅川马川墓地清理的三组六座异穴合葬秦墓,这些墓葬墓向一致,墓中铜鍪、蒜头壶及陶鼎、盒、壶、罐的年代和特征明显,对研究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楚都丹阳地区的埋葬制度及秦、楚文化交流具有重要价值。张天恩、煜珧对秦墓壁龛分析后指出,其应是受寺洼文化影响而来,战国中期秦献公颁布“止从死”令后结束,但作为放置陪葬品的设置到西汉以后还被长期继承(《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6》)。贾强认为,凤翔孙家南头墓地中的先周墓葬为探寻早期秦人踪迹提供了线索,而该墓地附近的城址或与汧渭之会有关(《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6》)。

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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