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澳门新莆京娱乐网站 > 澳门新葡新京 > 洹北超级市场磨坊区内意识铸铜工匠墓澳门新葡

洹北超级市场磨坊区内意识铸铜工匠墓澳门新葡

2019-12-08 08:54

三论武乙、文丁卜辞
刘一曼曹定云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  100720)
1973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安阳小屯南地进行考古发掘,发现甲骨刻辞 5335   片。卜辞以传统的武乙、文丁卜辞(有学者称之为“历组卜辞”)为大宗,它们均出在小屯南地中、晚期地层,卜辞时代与地层关系是吻合的。
1976年秋,安阳殷墟发现了著名的“妇好墓”。“妇好”是武丁的法定配偶,在甲骨文中有记载。但“妇好”不是私名,而是该女子所在之国族名。“妇好”之称也见于传统的武乙、文丁卜辞。由于“妇好墓”属于武丁时代,因而,以李学勤先生为代表的学者,将传统的武乙、文丁卜辞(他们称之为“历组卜辞”)的时代提前:认为“历组卜辞”是武丁晚年至祖庚时代卜辞,从而在学术界引发了长达30多年的争论。
我们一直认为:“历组卜辞”的主体是武乙、文丁卜辞,并曾以“萧楠”笔名发表过《论武乙、文丁卜辞》和《再论武乙、文丁卜辞》,就该类卜辞的类型、称谓、世系、地层、事类、“异代同名”等问题作过论述,指出“历组卜辞”应当是武乙、文丁卜辞。1986年——2004年,小屯村中和村南又出土了一批甲骨,其中有“历组卜辞”。它们的出土情况再次证明:“历组卜辞”只出在殷墟文化三、四期;同时,历组卜辞中有“三且”称谓,其致祭次序是“小乙——三且——父丁”。这是该类卜辞必为武乙、文丁卜辞的确切证据。为此,笔者第三次就“历组卜辞”的类型、称谓、世系、地层、事类、缀合、“异代同名”、“历组卜辞”产生的时间、字体在卜辞断代中作用等问题进行论述,确认“历组卜辞”的主体是武乙、文丁卜辞,并澄清争论中的一些“是是非非”。
在“历组卜辞”时代争论中,李学勤先生后来又提出了“两系说”,认为殷墟甲骨文的发展分村北、村南两系,“历组”属“村南”系,并将“历组卜辞”放到了“无名组卜辞”的前面。李先生的“两系说”明显地违背了考古中的地层学原则,而且与卜辞真实情况也是不相符的。

墓葬 在这一区域内共发现商代晚期墓葬(殷墟时期) 40 余座,出土青铜礼器的墓葬5座。其中M21 和M41 为中小型商代贵族墓葬,出土了一批青铜礼器和漆器,具有代表性。

在殷墟铸铜作坊内,除了大量与铸铜生产相关的遗迹、遗物外,也有许多同时期的墓葬,部分墓葬随葬有刻刀、磨石、鼓风嘴等工具,许多研究者也据此认为墓葬的主人应是工匠,这种认识不无道理。

二里头遗址铸铜技术研究
廉海萍    谭德睿    郑光
(上海博物馆,上海  20000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  100720)
二里头遗址是先秦时期的重要文化遗存,发现了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铸铜作坊遗址。本文通过对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部分青铜器、陶范、浇勺等进行考察和分析,对二里头遗址的铸铜技术进行探讨。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器最显著特色是器壁匀薄,可知二里头时期已具备了相当水平的铸铜技术:有了比较合理的分范技术和各范之间严格的定位技术;一些简单器形铜器的铸型设计已成形,并在青铜时代一直沿用;复杂器形铜器(爵)的铸型设计并非单一和一成不变;采用了铸补技术修补铜器的缺陷,这应是陶范铸造技术中极其重要的铸接技术的滥觞。
二里头遗址出土陶范成分及其处理技术、陶范定位技术、以及浇口杯、浇勺等证实了二里头遗址铸造器形不大的器壁匀薄青铜器的可能性。这些技术成就,表明中国青铜时代早期已具备相当高的陶范铸造技术,为中国青铜时代高度发达的青铜技术奠定了技术基础。
二里头遗址的铸铜技术是中国青铜时代早期铸铜技术的代表,形成了中国的铸铜技术特征。

该遗址位于中华路北段辛店集西南地,2016年5 月至7 月,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此次高速公路占压的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1360平方米,发现墓葬48 座,其中商代墓葬40 座、灰坑63 处、商代房址5 处、商代窑址2 处、商代道路2 条、商代铸铜相关遗迹多处。遗址内出土数百件陶范、磨石、窑壁、炉壁等与铸铜有关的遗迹遗物。墓葬内总计出土器物224 件,其中商代青铜器95 件、陶器16 件、玉器14 件、石器2 件、骨贝器79 件、其他12 件、漆器约10 件。

三千年前“工匠精神”的阐释

《考古学报》2011年4期目录
 青藏高原旧石器晚期至新石器时代初期的考古学文化及其经济形态…………汤惠生(443) 
三论武乙、文丁卜辞………………………………………………………刘一曼曹定云(467)
徐国青铜器群综合研究………………………………………………………………孔令远(503)
山西芮城清凉寺史前墓地………………………………………………………………………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山西运城市文物局  芮城县文物旅游局(525)
二里头遗址铸铜技术研究 ………………………………………廉海萍  谭德睿 郑光(561)

遗址概况

古人事死如事生,墓葬中经常随葬墓主生前的各种物品,这就成为研究古代社会重要物证。截至目前,殷墟发掘的墓葬不少于万座,出土了大量的随葬品。其中最为有名的就是1976年发掘的、被认为是商王武丁的王后妇好的墓葬,出土了1928件随葬品,其中青铜器475件、玉器775件,王后的等级、地位及生前生活情景可见一斑。有学者甚至依据墓葬中随葬青铜觚、爵的多少来研究墓主人生前的社会等级,不无道理!

 

2016年5月至7月,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配合安阳市西北绕城高速公路建设,在安阳县辛店村西南发现一处商代晚期聚落和一处大型商代晚期铸铜遗址,清理一批商代晚期房基、道路、灰坑、窖穴、烘范窑、铸铜遗迹及一大批商代晚期墓葬,出土大量的商代铸铜用的陶范、工具及青铜礼器、兵器、工具、漆器、玉石器、陶器等器物。该遗址距殷墟宫殿宗庙区直线约10 公里,是近期安阳商代晚期考古的重要发现之一,具有重要的考古价值。

殷墟手工业作坊布局示意图

徐国青铜器群综合研究
孔令远
(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文博学院,重庆,400047)
本文主要利用近年来江苏邳州九女墩二号墩、三号墩等徐国王族墓群新出土青铜器,结合其他具铭徐器,对徐国铜器铭文和徐国青铜器群作了较为系统的收集和整理,并作了初步的分期、断代工作,对部分典型徐器作了初步的考证,并通过与邳州九女墩大墓群所出器物的对照,对绍兴306墓、丹徒北山顶春秋墓等国别有争议的墓葬进行了讨论,认为它们应为徐人墓葬,还对《余冉鉦 》、《 巢钟》等国别有争议的青铜器进行了考证,通过与典型徐国铜器在器物形制、纹饰和铭文风格等方面进行全面比较,得出它们应为徐国铜器的结论。
本文利用金文材料复原了徐国王族世系。对徐国金文的特点进行了分析。还对徐国铜器的组合、纹饰特点、器形特点进行了总结。对徐国青铜器中所包含的多种文化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徐国青铜文化是商周时期淮海一带的徐人在当地夷人文化的基础上,吸取华夏和吴越文化的精华而创造的具有鲜明地域风格和时代特点的文化。

此外,在M21 和M41 内出土了商代晚期的漆豆、觚、罍等漆器约10 件。这是商代晚期一次出土漆器最多的一次,器形丰富、色彩艳丽、纹饰精美,为商代晚期漆木器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

公元前2100年前后,青铜铸造技术传播至中原腹地,开启了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中国青铜时代,许多学者也认为这就是夏王朝时期。与之前的技术不同,二里头文化时期鼎、爵、盉、斝等青铜礼器,以及二里头遗址铸铜作坊内的陶范等铸铜遗物清楚表明,中国青铜时代独具特色的块范法铸铜技术已经被娴熟运用,并持续一千余年,成就了青铜文明的辉煌。许多学者研究认为,青铜技术之所以传至中原后发生质变,与龙山时代为代表的中华先民们掌握了高超的制陶技术不无关系,正是对陶土的精准把控从而为陶范制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山西芮城清凉寺史前墓地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山西运城市文物局
芮城县文物旅游局
芮城清凉寺史前墓地位于山西省最南端中条山南麓的芮城县东北部,发现于1955年,保存范围近5000平方米。2003~2005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该墓地进行了发掘,累计清理史前墓葬355座,被评选为200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并获2003~2004年度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三等奖。
清凉寺墓地发现的所有墓葬皆为土坑竖穴,墓主人葬式全部为仰身直肢,多数人骨上留有朱红色,根据墓葬间的打破关系分为四期。第一期的小型墓分布在墓地西部,多数头向西北,墓圹内仅发现死者,没有随葬品,属于距今约6000余年前的枣园文化。每二期至第四期墓葬的墓主人皆头向西侧的山梁,其中第二期墓葬分布在整个墓地的中西部,排列顺序不规则,面积较小,仅可容身,部分墓葬身无长物,另外一些墓内随葬有钺、璧、环、多孔刀等玉石器,少数墓中有鄂鱼骨板、猪下颌骨及陶质折肩罐、敞口盆等具有财富、地位象征意义的器物,已经出现显著的不平等现象,属于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的范畴。第三期的大型墓分布在墓地中西部、与第二期小型墓大面积重合,排列整齐,间距相近,十分规范。大部分墓葬有熟土二层台,盛行殉葬,殉人入葬姿态各不相同,发现的玉石器多见质地优良的透闪石软玉、造型别致,十分精美。墓地的东部区域皆为第四期的大型墓,分布整齐规律,不见殉人,随葬品很少,墓主人地位已经明显下降。后两期墓葬属于龙山时代,经程度不同的盗扰,盗扰年代大约在龙山晚期。
清凉寺墓地是我国迄今发现史前时期殉人数量最多的实例,也是中原地区在墓葬中大量随葬玉石器年代最早的墓地之一。特殊的葬制表现出从阶层分化到阶级对立的历程,并非本地传统的厚葬习俗表明当时周边各种文化因素和理念在这里汇聚,正在发生一次大规模的文化变革,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商代遗迹

为了更进一步揭示铸铜作坊,同时也想了解铸铜工匠家族墓地的规模,2018年秋季,在紧临六座工匠墓的东部,又发掘了600平方米,至2019年夏初,情况已十分明朗。

青藏高原旧石器晚期至新石器时代初期的考古学文化及经济形态
汤惠生
(南京师范大学文博系,南京  210097)
根据目前考古和分子人类学资料来看,于更新世末人类为了扩大食物搜寻范围,开始了对青藏高原的开拓与移居。由于青藏高原巨大的海拔高度,人类在移居过程中不仅面临着自身的适应过程,同时存在着随行动植物及其文化的适应过程。这个适应过程是按照不同的海拔高度由低而高逐步进行的。从时间上来看,这个过程从旧石器时代末一直持续到新石器时代,人类才最终并永久性地居住在高于4500米的高原地区。从经济角度上来看,青藏高原的人类移居与文化适应同样经历了随机性食物搜寻和季节性食物搜寻两种生计模式;同样也存在着渔猎采集、植物的强化利用,以及畜牧等经济形态。与此相应的考古学文化则反映在细小石器、细石叶、专门化的石器、工具套件、临时性搜寻遗址、季节性搜寻遗址、动植物遗骸等相关遗存上。旧石器晚期到新石器初期也正是考古学家所谓的“广谱革命”时期,青藏高原的考古资料也呈现出“广谱革命”时期的明显特征,即工具的小型化和专门化、食物的多样化,以及居所的临时性和游动性。

T7:H25 形状呈椭圆形, 口大底小, 斜壁。位于T7 中部,叠压于L5 下,口距地表1.80米。南北长1.40 米,东西长1.20 米,深0.55米。填土为黑褐色土,含陶范、陶片、铜针形器、红烧土块、兽骨等。H25 内出土陶范(外范和内范) 十几件,花纹精美。另外出土的铜针形器,长13 厘米,应为制范工具。

“透物见人”应是考古学根本

烘范窑:H33,位于T7 东部,叠压于L5下,打破M23 和生土,口距地表1.70 米。坑口、坑底均呈圆形,口小底大。窑壁加工平整光滑,隐约可见加工痕迹。窑壁和底部经过火烘烤过留下的2~5 毫米厚的烧土壁,烘烤均匀,颜色呈橘红色。平底中央有一个长方形小坑,长0.48 米,宽0.45 米,深0.38 米,坑内填满木炭。

1999年,“洹北商城”作为一个新的考古学术语引起了国内外考古学家的广泛关注,20年间洹北商城逐渐为考古学家所熟知,作为商代中期的都城,填补了商代早期郑州商城与商代晚期殷墟之间的空白。其方正、规整的城墙,规模宏大、保存完好的宫殿建筑,承上启下、转型升级的青铜礼器,具有典型时代特征的陶器,如此等等,无不引发学者们研究的热忱。

澳门新葡新京 1

实际上,不同时期青铜铸造中心的转移,技术的创新,其背后就是从事青铜生产的工匠群体。从二里头到早商,从晚商到西周,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表明,随着政权的更迭,掌握了尖端铸铜技术的前朝工匠主动或被迫为新王朝服务,按照新的统治阶层的意愿进行生产,满足其“政治性消费”需求。正因如此,周初分封之际,大批旧朝工匠被整族分给各路诸侯,《左传·定公四年》就记载分给周公之子伯禽“殷民六族”,着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就认为,所谓的殷民六族,主要就是手工业家族。

与铸铜有关的遗迹 阴范坑:H53,位于T2 东隔梁下,开口于4 层下,打破生土,被G10 和M31 打破,口距地表1.80米。长方形竖井式土坑,原坑口被破坏,呈不规则形。口南北长1.86米,东西宽1.96米;底南北长1.68米,东西宽1.15米,口下3.20米到底。坑壁陡直,加工平整光滑,坑壁隐约可见加工痕迹,坑口处发现有脚窝,近底部坑壁四周有塌陷,平底。底部约有0.90 米厚的木炭层。H53 出土有制范工具和大量陶范、炉壁等器物。

部分墓主人骨保存较好,目前正在进行人骨提取工作。在发掘现场进行基本的体质人类学鉴定后,会进行多项检测与研究,比如职业行为能否对工匠骨骼产生影响,长期生产、生活在重金属环境中,特别是金属铅会否对工匠造成损伤。最为重要的是,古DNA的检测能否证实我们对工匠家族的推测。这些均将对青铜手工业生产的组织、管理、技术传承等诸多前沿学术问题带来最为直接的线索和证据。

M41 出土随葬器物丰富,包括有青铜器、玉器、漆器、骨器、贝等各类器物21(不包括漆器、贝) 余件。铜器共17 件:分别有青铜礼器、兵器、生产工具、乐器类。其中青铜礼器4 件,分别有铜鼎1 件、铜簋1 件、铜觚1 件、铜爵1 件;青铜兵器8 件,其中铜戈6 件、铜矛2 件;青铜生产工具3 件,铜锛2 件、铜铲1件;青铜乐器2 件,均为铜铃;玉器3 件,分别有玉管1 件、玉饰1 件、玉环1 件。骨匕1 件,贝1 件。漆豆、觚等3 件。

2015年秋,考古队转移到韩王度村东一带进行钻探、发掘,此处位于宫城北墙以北约570米,往北500米即是大城的城墙。之所以于此发掘,起初是想核实2007年钻探所知的大型夯土建筑遗存。钻探只是为发掘提供线索,对于夯土建筑的规模、形制、年代,甚至其性质则必须靠考古发掘才能解决。但随着发掘工作不断深入,暴露出的遗迹现象与预期相去甚远,支离破碎、规模不大、夯打不佳的建筑基址让人很难与大型建筑相关联。而地层中一件陶质鼓风嘴的出土很快改思了我们对遗址性质的认识,发掘思路与方法也随之改变,由此开始以探究、复原青铜器铸造工艺为主目标,深入了解作坊规模、年代与性质等问题,持续五年之久的发掘。

M21 出土随葬器物丰富,包括有青铜器、陶器、玉器、漆器、骨器、石器各类器物30(不包括漆器、蚌器)余件。铜器共22 件,分别有青铜礼器、兵器、生产工具、乐器类。其中青铜礼器4 件,分别有铜鼎1 件、铜簋1 件、铜觚1 件、铜爵1 件;青铜兵器9 件,其中铜戈4 件、铜矛4 件、铜鐏1 件;青铜生产工具6 件,铜锛3 件、铜铲1 件、铜凿1 件、铜刀1 件;青铜乐器2 件,均为铜铃;不明铜器1件(呈片状形)。陶器1 件,为陶鬲;玉器5 件,分别有玉管3 件、玉璜1 件、玉簪1 件;骨器1 件;出土漆器豆、罍等4~5 件。

与大量铸铜遗物共出的,还有大量制作骨器相关的骨骼废料、半成品、成品,以及制骨工作如铜锯、砺石等。这表明,作坊区内可能集中铸铜、制骨等多种手工业生产,其主要目的是便于生产的组织与管理。

此次发掘收获巨大,特别是本次发掘的商代晚期大型族邑聚落基址,是在安阳市以北安阳县区域内的第一次发现,它对研究殷墟布局及影响提供了新的资料。本次发掘还发现了大型铸铜遗址,这是除了殷墟范围内铸铜遗址之外发现的另外一处大型商代晚期的铸铜遗址,其时代约属于殷墟二期至四期。从考古发掘来看,这是一处与殷墟同时期的商代晚期大型族邑聚落与大型手工业铸铜作坊,从出土的铜器上所铭族徽看,这里主要集中了以“天”族为主体的商代晚期群族,这一族群在殷墟铁四路、戚家庄、刘家庄、大司空村等地都有发现。辛店村商代晚期文化遗址从地理位置上看不属于殷墟遗址范围内,但其文化内涵又与殷墟遗址内发现的文化内涵相同,也有着相同的族属。从大的区域来看,其又与殷墟相近,是殷都东北方向一处重要的军事、政治屏障,护卫着殷都的安全。它的性质应与2012 年发现的安阳人民医院新址商代晚期文化遗址(东南距殷墟约8 公里)、2016 年内黄县河村商代晚期文化遗址(东南距殷墟约60 公里) 相同,都属于“大殷墟”。殷墟中心文化遗址及周边同一时期相同的文化遗址共同构成了“大殷墟”文化。

2018年春季,又在此四座墓的北部新发现两座墓葬,虽破坏严重,但其中一座墓葬内同样随葬有陶范。这进一步增强了我们的信心。

M21,位于T1 的西北角,墓口上的地层堆积可分为4 层,上口被4 层下H57 打破。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口小底大,墓口2.80 米,宽1.40 米;墓底3.26 米,宽1.76~1.92 米,墓口面距地表2.20米,底距地表5.6 米。墓内填土为红褐色土夹杂黄灰斑点的五花土,填土内还夹杂少许陶片、兽骨、木炭。在墓室西壁北侧底部向上1.20 米的位置,有一半圆形壁龛,平底,上部为半圆形,长0.60米,高0.29 米。墓底四周有经夯打的熟土二层台,二层台宽0.20~0.30 米,高1.00 米。墓底中央偏东处有一长方形腰坑,长0.90 米,宽0.38 米,深0.26 米。墓内有一椁一棺,虽已腐朽,但板灰痕迹清晰,椁形制呈“井”字形。椁长2.64 米,宽1.06米,高1.00 米。墓主骨架腐朽严重,还有飘乱现象,仅可看出俯身,头向北,年龄为成年,性别无法判断。

考古学文化主要研究的是物质文化,即对古人生产、生活留下的各种遗存的研究。但归根结底,还是要透物见人,通过对遗存的研究,来了解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工匠墓的发掘,为研究商代青铜器生产组织、管理、运营,工匠阶层的等级、地位,生产技术的传承与创新等诸多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来源:中国文物信息网 作者:孔德铭)

很多学者认为,商代一直存在“居葬合一”的聚邑模式,即人们的生活、生产区和死后墓葬区相互交织、重叠,大体分布在同一片区域。这也为长期的考古发掘所证实。自2015年发掘以来,在作坊区内也陆续发现一些墓葬,一般形制较小,随葬品以陶器为主,墓葬的年代与作坊生产大体同时,显然,这些墓葬的主人应与作坊有关,是不是铸铜工匠呢?虽然可能性极大,但我们拿不出最直接的证据。有些墓葬会随葬一些诸如铜刀、磨石等工具,但这些工具的功用多是复合型的,很难肯定就是铸铜工具而不是其他。直到2017年秋季迎来了转机。

灰坑、窖穴、井 此次发掘灰坑、窖穴、井共63 个,其中约30 个灰坑(包括窖穴和井)中出土有陶范(多则上百块,少则几块),共计有800 块左右,有代表性的灰坑为H4、H8、H25,井为H13。

《春秋左传·成公二年》称,“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作为等级、身份象征的礼器和爵位不可随意让渡他人,而是由君王统一掌控,从而成为统治阶层行使权力、表现威望的有效手段。“器以藏礼”是中华文明的典型特征。自夏王朝开始,持续千年的青铜时代,对青铜的消费主要是满足礼制需求的“政治性消费”,目前所知最大的青铜器司母戊方鼎即是典型代表。商代晚期殷墟都邑内,以苗圃北地、孝民屯为代表的多处铸铜作坊大规模生产,其目的就是满足日益膨胀的消费,因此也成就了中国青铜时代的第一次高峰。

M41,位于T1 与T6 的隔梁下,M21 的西南,墓葬北部仅与M21 相距0.5 米。墓口上的地层堆积可分为4 层。M41 打破F4,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 口小底大, 墓底3.20 米, 宽1.44~1.46 米,墓底距地表4.7 米。墓内填土为红褐色土夹杂黄、灰土粒和黄色沙土夹杂红、黄土粒的五花土。填土经夯打,夯层可分为15层, 厚0.10~0.30 米, 夯窝为圆夯, 直径约0.08~0.12 厘米。墓底四周有土二层台,中央处有一长方形腰坑,墓内有一椁一棺,虽已腐朽,但椁板灰痕迹清晰,从椁板灰痕迹观察,椁长2.50 米,宽1.02~1.16 米,高0.70 米。根据骨架推定墓主人为成年男性。

首次确认商代中期铸铜与制骨作坊

T2:H8,形状呈椭圆形, 口大底小, 斜壁。位于T2 东隔梁下,开口于4 层下。南北长2.60 米, 东西宽1.20~1.86 米, 口距地表1.86米,深0.40 米。H8 应为陶范废弃堆积坑,内部堆积以残陶范为主,出土约有300 块左右,还包含少量陶片、兽骨、木炭、红烧土粒等。

近二十年来,殷墟都邑之内又发现多处铸铜、制骨、制陶等作坊遗址,除了发现大量与生产、生活相关的遗迹、遗物外,作坊区内也发掘了大量的墓葬。依据随葬器物,我们逐渐辨识出殷墟铁三路制玉、北徐家桥北制石、戚家庄东制蚌、孝民屯铸铜等的工匠墓,甚至首次发掘了殷墟时期占卜贞人的家族墓地。这就大大推进了对于墓主人身份的研究,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洹北商城铸铜作坊区内发现随葬有陶范的墓葬,较此前推测的殷墟铸铜工匠墓证据更加充分,保存较好的墓主人骨也为后续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本次发掘区域内发现了与铸造青铜器有关的一些遗迹,如熏范窑、范块阴干坑、疑似大型青铜器铸造工作间、祭祀坑、铸铜遗物废弃坑以及与铸铜活动有关的房址、灰坑(窖穴)、水井,还有铸铜工匠的墓地等等。还出土了大量与铸造青铜器有关的文物,其中有陶范(其中有外范和内范,使用过的和没有使用过的)、坩埚(将军盔) 残块、融铜炉壁残块、磨石、铜针形器、骨针。从出土的鼎、簋、觚、爵、斝等青铜礼器的陶范残块来看,这个铸铜作坊与殷墟已发现的铸铜遗址相同,都是当时青铜礼器重要的生产基地。殷墟之外铸铜手工作坊的发现,表明青铜文明已深入影响到了殷墟附近的重要的族邑聚落。同时也说明,在殷墟时期青铜器铸造技术不断得到推广,影响扩大,一批专门以青铜器铸造、销售与交换为职业的手工业生产族团形成。这也为殷商文化影响、传播与交流提供了动力。

2017洹北M51-54工匠墓

学术意义

此次在中商都城洹北商城内发掘的铸铜作坊内,按照手工业生产的操作链理论,我们发现了与多个铸铜生产环节相关的遗存,也出土了大量遗物。而与作坊大体同时的成排有规律分布的墓葬则是以前铸铜作坊内少见的。墓葬内除了随葬青铜刻刀、磨石、鼓风嘴等工具外,在数座墓中随葬了使用过的陶范,这明确无误地证明墓主人生前就是工匠,或者是铸铜作坊的组织者、管理者。从墓葬形制规模、葬具、随葬品多寡等判断,工匠之间地位不同,有些还相差较大。如果这是一个或数个工匠家族,那个每个家族内部成员的地位也有高低之别。但正是这些工匠日复一日的生产,使得铸铜技术日益精湛,造就不同时期的青铜文明,三千年前的大国工匠精神也正如此一代代传承。

T5:H4,位于T5 内,开口于5 层下,占据全部探方,口距地表1.60~1.80 米。深0.25~2.50 米。填土为灰黑色。含陶范、窑壁、炉壁、陶片、原始青瓷、红烧土块、木炭、兽骨、骨器。H4 内出土陶范二十几件,部分陶范花纹制作精美。其中有一件陶范,保存完好,榫卯结构清晰,陶范内壁带状纹饰、施乳钉纹、云雷纹、推测为鼎范。

如果遴选夏商周时期最为精湛的工艺技术,我想非青铜铸造莫属。在博物馆里,每当面对庄严厚重、精美绝伦的诸如司母戊方鼎、妇好鸮尊这样的国之重器,观众们总会发出各种感慨,惊叹于器物主人的权势与地位,陶醉于青铜时代的顶峰艺术。可曾有人想到,是谁创造了件件国宝?如何口传心授技术秘笈?中华五千年文明中,工匠精神又是如何代代相承,永不停息?

澳门新葡新京 2

根据以往的钻探资料,2014年秋季首先在洹北商城西南进行小规模发掘,其目的是确认在此是否有与洹北商城同时的小城。钻探与发掘结果表明,原被认为是小城的北、东墙的遗存实际是两条水沟,这里并不存在类似偃师商城西南小城那样的城址。

房址 共发现3 处,以F4 为例。F4 位于T 1、T6 内,南北向,方向10°。F4 叠压在L6 路下(L6 位于第4 层下,为商代路)。F4 西侧被G9(G9 透口于3 层下)打破,东侧分别被H56、H57、H58、M41 打破,中部又被商代晚期墓葬H54、H55、H59、M39、M40 打破。F4 东西被破坏严重,宽度不清楚,F4 南侧因无法布方发掘,所以用洛阳铲对F4进行卡边,经过钻探后得知F4 南北长15 米。厚在0.60~1.50 米之间,东西排列有3 排柱洞,柱洞南北向分布。柱洞内有的有鹅卵石,有的没有但经过夯打。F4 东侧10 米左右为F1,西侧8 米左右为F2,从开口层位和遗迹相互间的关系看,F1、F2、F3 应属于同一时期,时代约为殷墟二、三期。

在新发掘的区域内,目前又发现墓葬36座,按照分布区域和排列方式,大体可以分为五排。除北部两排有个别墓葬有早晚打破外,其余墓葬则排列有序,特别是最南排9座墓葬,东西向排列整齐,有一定的规划性,显现出家族墓地的特征。从已清理完毕的墓葬情况来看,墓葬的随葬品较少,多数只是在墓主头前放置一件陶鬲。但有三座墓葬二层台上又发现了随葬陶范的现象。其中南排编号为M73者,形制最大,二层台北部与东部均放置有陶范,东部陶范可十分清晰地辨别是铸造铜觚的外范。鉴于此墓规模较大,保存完好,墓主的葬具之上有清晰的髹漆,且可能会随葬有其他器物,但现场不具备细致发掘、清理的条件,于是我们决定把该墓整体搬运回室内进行实验室考古清理。

澳门新葡新京 3

青铜器铸造从铜矿开采、冶炼,到陶模、陶范制作,熔铜、浇铸等诸多环节都需要掌握高超技术的工匠,而技术传承的最好方式就是家族,这样既可保障生产技术的保密性,又解决了技术的传承问题。考古发掘证实,西周建立之前,周族人对于青铜铸造技术知之甚少,铸造的为数不多的青铜器也是质地轻薄,花纹简单。而西周建国之初,青铜器铸造技术发生了质的飞跃,这并不表明周族人在短时间内学会了铸造技术,而是控制了殷商王朝原有的技术工匠继续为周王室生产。文献明确记载,周公二次东征后,分封给许多诸侯国的大多是商王朝的各种工匠家族。西周在洛阳营建的东都洛邑时,就有大量殷墟的铸铜工匠被迁至此,因而在北窑铸铜作坊内发现许多殷人墓葬。

澳门新葡新京 4

在商代早期的都城郑州商城,以及被认为是夏代中晚期都城所在地的二里头遗址内均发现有铸铜作坊。比殷墟略早、为商代中期都城的洹北商城内,也数次发掘随葬青铜器的墓葬,以及埋藏青铜器的窖藏坑,毫无疑问,同样也应有铸铜作坊。只是在面积达470万平方米的都城之内,何处为铸铜作坊呢?这个问题就摆在了安阳队面前。

2017年秋季发掘快要结束时,在发掘区的东北部发现一座墓葬,一半在发掘区内,另一半在发掘区外。为了发掘此墓,不得不向外扩方。结果又有三座墓葬暴露出来。四座墓葬东西方向成排分布,相互距离较近。体质人类学家现场鉴定人骨发现,墓主年龄都是35-40岁,自西向东分别为男、女、男、女,似乎有一定的规律。墓内基本都有随葬品。与众不同的是,在M51、M53两座男性墓内分别放置有铸造铜器时使用过的陶范。由于是在铸铜作坊内,墓葬在回填过程中,墓室内的填土经常有无意混入的陶范,这与有意放置的随葬品有本质的区别。那么这两座墓中的陶范是否是无意中混入的呢?经仔细清理、判断,应该不是。一般填土中混入的陶范碎小,位置随意。但这两座墓中的陶范均较大,M51陶范规整地放置在墓室的二层台上,M53陶范应放在棺木之上,后因木棺塌陷而压在墓主头部附近。结合墓葬还随葬了铜刀、磨石等工具,我们判定墓主人应是工匠,生前应从事铸铜生产活动。四座墓葬相互有规律排列,时代相当,可以认为他们是同一个家庭或家族的成员。

首次明确发现铸铜工匠墓

尽管已进行了大量的调查、钻探与发掘,但我们对洹北商城的认知还相当有限,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也无法拓展。为探究洹北商城年代、性质与都邑布局,在国家文物局、河南省文物局及地方文物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及下属安阳考古队自2014年始,连续六年,持续不断地在洹北商城内进行调查与发掘,取得了初步成果。

鼓风嘴一般为陶质,管状,多一端较粗,另一端略细,粗端形状不一,长度3-5厘米。自二里头遗址开始基本只出现于夏商周三代时期的铸铜作坊内,虽然其具体的使用方法及功能目前仍有争议,但其成为铸铜作坊的“指示器”则毫无疑义。

前面已经提到,青铜礼器是礼制的具体体现,国王正是通过掌控这种代表礼制的礼器的生产、分配的权力,从而实现自己管理国家的意志。我们经常使用的“一言九鼎”“加官进爵”“问鼎中原”等成语的含义,都是基于权力可以物化的原理。夏、商、周三代之时,统治阶级牢牢掌握青铜礼器的生产与流通,其主要办法则是加强对工匠家族的控制。所以,在二里头、郑州商城、殷墟等都城内,均发现有铸铜作坊,洹北商城也不例外。

与其他手工业生产不同,青铜器铸造是复杂的系统性工程,需要大量专业的技术作支撑。从铜、锡、铅等金属物质的找矿、选矿、开采、冶炼,到独具特色的制模、翻范、合范、熔铜、浇铸、打磨等等,环环相扣,不容半点差错。而每个环节背后,都是掌握了最尖端技术的工匠!

由于青铜礼器是礼制的体现,因而统治阶层必须严加掌控,最为有效的方法就是对工匠的管理。而从技术传承与保密的角度来讲,家族内代代口传心授,耳濡目染最为有效。

二里头文化之后,在早商都城郑州商城内,同样发现有大量青铜礼器和两处铸铜作坊,其中8件青铜方鼎就是此阶段青铜礼器的典型代表。晚商都城殷墟内截至目前发现多处铸铜作坊,司母戊方鼎更是体现出青铜时代的高峰。西周时期,在周原、洛邑也都发现有铸铜作坊,以宝鸡地区为首出土的大量西周青铜器更说明铸造技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2017洹北M53随葬器物组合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从目前已知的工匠墓规模、随葬品判断,工匠的等级、地位并不高,甚至是低贱的,墓室狭小,多数墓葬甚至连一件陶器都没有。偶然规模较大者可能是工匠家族的族长,或者是生产活动的组织者、管理者。但正是这种低贱、贫穷的劳动者,掌握了当时的尖端生产技术,并不断推陈出新,创造了持续千年的中国青铜时代的辉煌,这就是“工匠精神”吧!

目前,对于铸铜作坊内工匠墓地的发掘与研究都还是初步的,相信随着工作的不断深入,特别是古DNA技术的运用,许多问题有望得到解决。

但我们也会发现,大家更多关注的是墓主人生前的“社会身份”。作为社会组织的一员,按照当时的社会礼制,其生前的等级、地位可以从墓葬随葬的青铜礼器、玉器,甚至是陶器的多少或有无得到充分的反映。虽然此项研究十分重要,但尚不充分。不论处于何种等级,作为社会的人,每个人都有其社会身份,但这种身份与其职业关系不大。实际上,墓葬中除了随葬表现墓主社会身份的青铜礼器、玉器,甚至是陶器外,也有一些铜质、石质、骨质等材质的工具。这些工具是否与墓主的职业身份相关联呢?相关研究少而简略。

截止目前,我们在韩王度村东已发掘3600余平方米,发现房基、灰坑、水井、祭祀坑、墓葬等遗迹800余处,出土了大量的遗物,特别是铸铜相关的生产废弃物,如陶范、陶模、熔炉、炼碴等,生产工具如磨石、铜刀、铜锥等。大量的证据表明,这里正是洹北商城时期的铸铜作坊。依据手工业生产的操作链理论,结合遗迹与遗物,我们逐步辨识出铸铜作坊内的疑似陶模、陶范制作区,青铜熔炼与浇铸区,生产废弃物堆积区,可能与生产相关的人祭坑、牛头与牛角祭礼坑等。

本文由澳门新莆京娱乐网站发布于澳门新葡新京,转载请注明出处:洹北超级市场磨坊区内意识铸铜工匠墓澳门新葡

关键词: